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需要標本兼治、短長結合。短期問題要靠需求拉動，長期問題還是要靠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現在的態勢是，包括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增加需求的短期政策力度已足夠大，并且看到了效果，今年8%以上的增長率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的問題在哪里呢？就是必須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長期問題的解決上，關鍵就是要從過去靠投資和出口支撐的增長模式，轉到靠效率提高、靠技術進步支撐的增長模式上來。

　　從各地的情況來看，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哪個地區、哪個產業、哪個企業前幾年在升級、轉型方面做得好，這次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的沖擊就小，甚至是逆勢上升。所以，現在應該把主要的注意力轉向加快創新，盡快實現產業升級和整個增長模式的轉型。

　　創新牽涉到的問題很多，有兩個問題希望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領導注意：

　　第一件事，要發揮小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關鍵性作用。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小企業更是主體中的主體。從生產來說，規模經濟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別像高技術產業。高技術產業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它的邊際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你增加一個產品，幾乎是不需要成本的，所以它的規模意義非常重大。但技術創新可不是這樣，規模往往是不經濟的。西方國家的技術創新主要是來自小企業，我國的數據也證實了這一點。國家統計局和工商聯前幾年有一個調查，70%以上的技術創新都是來自中小企業。

　　為什么會這樣？我想原因有兩條：一條就是發明人希望實現自己的目標。大企業為保持整個企業的步調統一，一定要有很嚴格的規章制度，這樣就束縛了創新人員。另外一個問題，企業規模越大，創新人員得到的回報就會打折扣，這叫做利益關系的疏遠化。

　　所以，我們要推動創新，一定要幫助我們的小企業，讓他們能夠上來。當然有爭論說，你給小企業特殊政策，是不是違反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的要求呢？這不對。因為小企業它有一個外部正效應，就是它使得整個市場能夠活躍起來。

　　第二件事，就是各級政府如何在技術創新、提高效率上正確地發揮作用。除了加強扶持力度，還要講究方法。

　　首先，政府應該去解決增長模式轉變的制度性障礙。簡單地說，所謂的制度性障礙就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問題，從正面說就是建立一個尊重規則和法治的市場環境。

　　其次，政府的扶持方式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據我觀察，我們有些不該為的為了，有些該為的沒有為。比如設立行政許可、設立市場準入，好像不應該“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凡是沒有法律明文禁止的，就可以干，這叫“非禁即入”。

　　第三，不能指定技術路線和產品路線。這是很危險的一個事情。比如，在發展高清晰電視方面，日本通產省認定發展模擬信號模式，結果被美國的數字信號模式超越，落后整整一個時代。我們有本事說看準了什么就是什么嗎？不一定。

　　(吳敬璉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