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遲近一個半月之后，美國財政部于本月27日公布了最新《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以下簡稱《匯率報告》)，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主要貿易伙伴未操縱貨幣匯率以獲取不公平貿易優勢，從而繼續保持其自1994年以來未將任何貿易伙伴列為匯率操縱國的紀錄。不過，報告在承認中國匯改至今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也保留“人民幣匯率仍然被嚴重低估、需進一步升值”的陳詞濫調。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28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和歷次報告一樣，美最新《匯率報告》的裁定結果及相關措詞均符合市場預期。他說，雖然報告發布前美國國內曾出現過各種不同的聲音，特別是在本月大選中敗走麥城的美總統候選人羅姆尼一度宣稱若贏得大選，上任后首月就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最終報告顯示，羅姆尼試圖制造的緊張氣氛并沒有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幾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匯率報告》真的把哪個國家宣布為匯率操縱國，才是真正的爆炸性新聞”。

　　人們之所以不太可能從《匯率報告》中看到爆炸性新聞，原因有很多。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幣匯改成績有目共睹。報告稱，自中國2010年6月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升值，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下降。數據顯示，2010年6月至2012年11月初，按名義匯率計算，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9.3%，如果計入通脹因素，同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幅度約為12.6%。與此同時，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從2007年的10.1%降至2012年的2.6%，大大低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7年匯率新政中提出的4%失衡警戒線。報告對于中國政府在繼續人民幣匯改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表示認同，這些措施包括今年4月中國央行宣布擴大人民幣對美元交易價格浮動區間、中國政府在5月份舉行的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重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承諾以及6月和7月中國央行采取的具體利率改革措施，在存貸款利率上給予銀行更大的靈活性等。

　　其次，根據美國《1988年綜合貿易和競爭力法案》，要給一國貼上“匯率操縱國”標簽需要比照六大依據或指標，即貿易與經常項目收支情況、持續單邊的大規模外匯市場干預、外匯儲備的驟然增長、資本項目控制及限制國際支付、本幣低估及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和本國經濟嚴重依賴出口增長。換句話說，無論有怎樣的政治需要，美國方面必須比照上述六大指標方可作出裁定，而不能隨心所欲亂貼標簽。因此，自1994年以來，不管每次報告發布前美當局釋放出怎樣嚴峻的威懾信號，事實上都沒有出現過一例裁定匯率操縱國的案子。

　　最后，盡管貴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更習慣了發號施令，但美當局清楚地知道將貿易伙伴裁定為匯率操縱國將給其自身帶來巨大成本。以中國為例，如果美國對中國作出匯率操縱國的指控，則意味著美國國會對中國采取一系列提高貿易成本的做法，這必然會激化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引發中國的反制裁措施，其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除此之外，中國是美國出口企業快速增長的市場，并且為美國市場輸送了大量的廉價商品，因此與中國反目，最終遭殃的還是美國企業和老百姓。

　　與不會出現“匯率操縱國”這樣的爆炸性新聞一樣，報告不忘在涉及中國的最后部分批評“人民幣匯率仍然存在嚴重低估且需進一步升值”也在市場預料之中。丁志杰認為，這是美國試圖通過《匯率報告》繼續施壓貿易伙伴的固有伎倆，只是這一伎倆的作用正在日益衰減。他表示，如何界定一國貨幣是被低估還是高估？在不存在統一匯率模型及測算方法的當下，單方面的界定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匯率報告》所依據的美國全球經濟研究所匯率模型顯然是站在美國的角度，從所謂解決失衡出發，一廂情愿地設定各國匯率應該升貶多少。事實上其旨在“解決失衡”這一出發點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而即便如此，中國目前貿易順差占GDP之比大大低于4%這一均衡與失衡分水嶺的數字也令其失去了判斷人民幣低估的利器。因此，對于美國當局來說，可能并不存在界定高估與低估的永恒指標，確保所使用的依據能夠支持美國利益才是其真正意圖。

　　“事實上，操縱一詞在《匯率報告》中已越來越不合時宜。”丁志杰說。“中國有管理的匯率浮動制度與人為高估或低估人民幣幣值的操縱有著本質區別，而事實上這種以避免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為目的的管理思路在中國不僅合理更有必要，而且正在為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越來越多國家所接受。”的確，瑞士眼下推行的瑞郎對歐元1.20比價上限以及丹麥央行將存款利率降至零以下的諸多舉措均證明了這一趨勢。這一管理思路對于巴西這樣的新興經濟體尤有借鑒作用。巴西雷亞爾2009年因資本流入而持續走強，如今又面臨持續大幅貶值壓力，這種大升大貶的劇烈波動已給巴西經濟帶來很大難題，更增添了全球外匯市場的不確定因素。相比之下，人民幣的相對持續穩定升值不僅對本國經濟有益，更為維護全球外匯市場的穩定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