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日本自民黨安倍政府的“新經濟政策”不過是“新瓶裝舊酒”，量化寬松仍是其主要的政策工具之一。為治療久困的通縮頑疾并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不僅增加公共開支，更以高壓手段迫使日本央行在上周宣布將通脹目標上調至2%并從明年起啟動無限量資產購買。原本日元自去年11月以來已大貶20%，而安倍政府還在強烈干預央行開足馬力印鈔，而這樣的貨幣政策無疑突破了當前微妙的國際貨幣平衡。輿論估計在這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與會國家會強烈抨擊、指責日本，然而，在日本的一系列“滅火”動作下，本次會議顯得異常“溫和”、“溫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內的一干人居然全都認為全球貨幣戰爭一觸即發的判斷有點言過其實。而G20財長會議公報則采取回避問題的消極態度，甚至宣稱國際貨幣匯率戰根本不存在，僅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堅決抵制競爭性貶值，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

　　然而市場的反應并不遲鈍，早在本次G20財長會議之前，通過做空日元的國際對沖基金已賺取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甚至有媒體披露美國對沖基金大佬索羅斯已從日元貶值中獲得了10億美元以上的凈利。這也反映出市場并不認可所謂的官方評論，安倍政府的量化寬松必將推動日元的貶值。

　　事實上，即便是從伯南克倡導的“國內政策工具用于實現國內目標”觀點來看，本幣量化寬松，進而推動本幣貶值，提升出口競爭力，本身就是促進國內經濟復蘇的重要途徑之一，因而各國的量化寬松都在有意無意地推進本幣貶值和出口增長。更何況日美等發達國家的貨幣均為國際貨幣，通過量化寬松輸出經濟衰退壓力的沖動一直存在。美國本身也是這一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目前的量化寬松至少已經歷了三輪，恐怕也沒有任何資格去指責其他國家。

　　從信息經濟學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的角度來看，貨幣戰是各國信息不對稱、各自為戰的充分體現，如果放任貨幣戰持續并蔓延下去，各國經濟政策將圍繞貨幣循環超發進行，屆時非但不能有效提振匯率貶值帶來的出口競爭力，同時還將加大各國的國內通脹壓力，再加上金融危機時期經濟結構存在的缺陷，各國的內經濟復蘇難度勢必將進一步加大，最終很可能世界各國都難逃“囚徒困境”的結局。

　　但如果部分國家不采取對應的量化寬松政策，那么日美主導的貨幣膨脹將會通過吸收被動國家的經濟利益以推動本國經濟的復蘇。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區域已各自實施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寬松政策。為確保政策目標的實現，有必要創造一個不存在“貨幣戰”的輿論環境，淡化“貨幣戰”的概念實在是貨幣戰成功的關鍵。因而拉加德們紛紛表示“貨幣戰言過其實”。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不及早準備應對，那么必將成為歐美日貨幣戰的犧牲品。尤其對于我國來說，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迫使人民幣仍處于小幅升值的態勢。未來在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同時，需要保持對貨幣匯率、資本流出入的掌控力，嚴密防止國際游資快進快出對金融體系穩定帶來的沖擊。

　　可能有觀點認為，我國最近若干年來貨幣超發的速度同樣也很快，對于歐美日貨幣超發，我們可以自然抵消。應該嚴正指出，這樣的觀點誤判了形勢。首先，我國貨幣超發集中于國內消化。由于人民幣國際化仍處于初級階段，我國貨幣超發之后主要游走于國內經濟體系，無法通過國際管道“泄洪”。因而近年來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暴漲，居民通脹壓力急劇提升，金融體系的膨脹速度大大提高。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較低最終導致本國的貨幣超發無法通過國際渠道化解，難以將本國的經濟壓力轉嫁給其他國家。

　　其次，如今美元等國際貨幣進入國內金融市場的管道已非常普遍。發達國家量化寬松除了直接輸出通脹，通過本幣貶值獲取出口優勢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掠奪途徑，那就是進入高增長的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體系，通過各種手段獲取高額收益再回流發達國家，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案例。目前通過地上地下進入我國的海外資金已不在少數，國內由于貨幣超發導致的資產價格高位很可能被發達國家資金用于做空牟利，甚至可能推動資金流出中國，給我國經濟金融造成巨大的沖擊。

　　考慮到只有擁有國際貨幣地位的貨幣才有真正的對沖貨幣膨脹的能力，因而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貨幣對抗中處于天然不利的地位，因而必須及早識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加拉德等人“貨幣戰言過其實”的遁詞，及早建立有效的國際貨幣流動防火墻。有了這道防火墻，一方面限制投機性資金的快速進出，另一方面抓緊穩定國內經濟形勢，及早化解諸多經濟矛盾，消化房地產泡沫，不給國際炒作資金以口舌之便。（作者陸楊，系金融學博士，資深財經專欄作者）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