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英國金融服務監管局向巴克萊銀行開出金額達2.9億英鎊的天價罰單，理由是巴克萊銀行在2005年至2009年間試圖操縱倫敦同業拆借利率(LIBOR)。一周后，巴克萊銀行的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等高層因丑聞事件相繼辭職。

　　LIBOR是英國銀行同業之間短期資金借貸的利率，它不但經常被作為商業貸款、抵押、發行債務的基準利率，更是全球高達數百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定價基準利率。正因為如此，此次巴克萊銀行丑聞震驚全球，重創人們對歐美銀行業的信心。

　　從剛剛辭去巴克萊銀行首席執行官的鮑勃·戴蒙德的聲明以及在日前聽證會上的陳述來看，巴克萊銀行丑聞恐怕并非個案，其背后還隱含著英國央行、美聯儲的影子，可以說丑聞還遠未結束，但就目前狀況而言，至少暴露了包含金融監管因素在內的如下問題。

　　一是LIBOR的定價機制與金融監管的缺位。LIBOR的定價是由英國銀行家協會選定的包括巴克萊、瑞銀、匯豐、花旗等在內的16家銀行每天在倫敦貨幣市場報價，剔除最高的4個估值和最低的4個估值，計算余下8個估值的平均值得到每天的LIBOR值。值得注意的是，這些LIBOR“報價銀行”同時也從事以LIBOR為定價基準利率的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這使得他們既有操縱動機，又有操縱能力。而崇尚“看不見的手”的英國金融監管歷來松懈，對操縱市場者進行刑事訴訟不過是近幾年才開始的，且還不包含LIBOR市場。這種如同體操比賽打分的LIBOR定價機制和松懈的金融監管，猶如兒子是比賽選手，老子是裁判，且公證人員還形同虛設，恐怕想沒有“貓膩”都困難。

　　二是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博弈。金融創新從來是與金融監管對立的，它們猶如矛盾的兩個方面；金融資本總是基于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不斷進行金融創新來規避金融監管。隨著現代銀行的發展，其利潤來源中傳統存貸差的利潤份額呈現出下降趨勢，而以金融創新為主體的中間業務的利潤份額越來越大，所開發的金融衍生工具愈來愈復雜，讓普通投資者甚至機構投資者，搞不明白其風險所在。與之相對，金融監管部門囿于經費等問題，人手捉襟見肘且在專業素質和水平上無法與金融機構相抗衡。這種狀況好比是少數幾個的“傻子”監管人數眾多的“人精”，其結果可想而知。

　　三是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在金融國際化的背景下，金融事件往往是跨行業，甚至是跨國界的。而行業監管部門抑或一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往往從本行業、本國國家利益出發，并沒有真正的監管動力，因此，金融監管應該超越國家利益，唯有依靠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機制才有可能進行有效的監管。從本次巴克萊銀行丑聞來看，被控操縱事件的發生時間較久遠且在次貸危機前后，丑聞暴露時機恰恰是美國摩根大通衍生品交易巨虧事件之后，丑聞事件調查由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持，這些都頗為耐人尋味。

　　巴克萊銀行丑聞不會是最后的銀行丑聞，只要有監管的漏洞，貪婪的銀行家們必然會苦心鉆營。未來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的博弈中，只有通過制度化、法律化的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才有可能遏制或減少丑聞和危機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