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嘉 發自北京

　　揣著兩美元求學美國，課余洗碗賺生活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也曾有過這樣的異國生活。赴美六年后，易綱不僅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還在印第安那大學當了助理教授。1986年，他的月薪是5000美元，而他在國內任小學校長的母親，每月的工資是99元人民幣，按照當時的匯率，還不到27美元。

　　“在我心里她是一個全能的人，她的能力比我要強多了，她管一個學校，管幾十個老師，幾百個孩子，”易綱當時很困惑，“為什么中美勞動生產力差距這么大？原因何在？”

　　留學中經歷的這種反差直接影響了易綱，他之后從事經濟政策和貨幣制度的研究也與之密不可分。易綱認為，作為剛恢復高考后的大學生，之所以學習工作都特別努力，是因為他們看到了苦難，清楚地看到了中國的問題。

　　求學時易綱的讀書選擇并不多，在金融博物館書院的讀書會上，易綱說，“我也是非常幸運的，我讀的書都是經典。”相較而言，現在年輕人面前的選擇多了許多，不僅有傳統圖書，還有電子圖書。“但是現在很多書的質量大不如前，可以說有很多是‘垃圾’，”易綱說，“現在年輕人既面臨豐富的選擇，同時也面臨著困惑，這個困惑是他不知道該讀哪本，不知道怎么篩選。”

　　對易綱來說，除了留學的影響，對他成長影響很大的還有一本書，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易綱認為這本書引起他的反思，“實際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對產生這種暴力、血腥運動土壤分析的反思。”

　　“血腥和暴力的事情能不能讓社會進步，要進行反思，”易剛說，改革開放和漸進的進步，才是成本最小的社會發展方式。

　　易綱在美國讀書時便試圖解釋馬克思主義在西方誕生的原因，他認為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給了馬克思批判的對象，進而從中汲取出理論。他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不斷改進的，而在發展中付出成本最大的，是曾經實施過計劃經濟的國家。

　　“蘇聯和中國，以及東歐一些實行了計劃經濟國家的人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可以說血和生命的代價，”易綱說，“現在新生代的年輕人，對這一點認識還不夠深刻。我們只有認識到這些，才能更加激勵我們對改革開放的認同，堅定改革開放的方向。”

　　易綱的另一個角色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他1986年博士畢業時，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約為3.27，25年后的今天，這個數字約是6.29。當時美國的助理教授的年薪是五萬四千美元，現在助理教授年薪漲到六萬三千美元，而美元所能兌換到的人民幣也比當時更多。

　　政府對人民幣匯率是否干預過多，已經被熱議了多年。易綱最近觀察到，人民幣匯率的雙向預期基本能與市場的供需相平衡，“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我覺得就又可以減少干預，讓市場盡量發揮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讓市場決定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