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海外版》望海樓專欄，為此發表了連錦添的《王毅為什么要說“聚同化異”》的言論，并發揮了王毅提出的“超越分歧、避免內耗、團結互助、共創未來”的十六個字，認為“聚同化異”是“求同存異”的升華，應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聚合最大之同，把‘異’化到最小”。
對于這些提法，我個人都很欣賞。王毅說的“聚同化異”，是在美國僑胞會議上說的，我希望把“聚同化異”這四個字用之于兩岸三個主要政黨，即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相互關系上。在這三個政黨之間究竟應如何“聚同化異”？新的一次兩岸論壇最近在長沙召開，有民進黨人士也來參加。我愿將自己曾在一次會議上提出的“人、和、經、文”四個字，再作一簡要闡述，以供參考。
所謂“人”，就是“以人為本”�，F在，兩岸在政治上的情況是：我講“一中”，你講“兩中”，他講“一中一臺”。多少年了，各講各話，很難說到一起。我認為，不管怎么講，什么主張，總得有個立足點，客觀標準。這個“立足點”、“客觀標準”，就是對人民是否有利，是不是為最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務，不能你講什么就是什么。比方說到兩岸是否應該和平統一時，我曾列出對人民有12大好處，公開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歡迎反對者批駁。所謂“好處”，不是空口講白話，而是站得住、能兌現、經得起考驗。不能只講些空洞的、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諸如什么“民主”呀，“尊嚴”呀，“愛臺灣”呀之類。真理只有一個，而且越辯越明。真理也是全面的，不能片面地只強調某一個方面。
所謂“和”，就是“以和為貴”。今年5月19日，臺灣《中國時報》有篇文章講了這樣兩句話：“對抗與沖突只是當前兩岸關系的伴奏，和解與合作才是互利雙贏的主調”。這話說得好啊。當前臺灣的主流民意是“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而決不是“搞對抗、搞沖撞、搞惡斗”。國共兩黨，僅在國民黨去臺灣后就斗了幾十年，民國兩黨和民共兩黨，歧見不少，長期時有斗爭。難道還要繼續斗下去，這對人民有什么好處？應該是講“和”的時候了。應力求實現“島內和諧、兩岸和解、臺海和平”。在各政黨之間，要以對話代替對抗，以溝通代替口水，以協商代替惡斗。我們這個時代，既然是講民主的時代，講和平的時代，講一切以“人民為最大”的時代，就應該是沒有不可以和平協商與和平解決的事情。動輒怒目橫眉、挺身而斗、拳腳相加，是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的。
所謂“經”，就是“以經為先”。之所以要以經為先，是因為經濟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礎，是牽動千萬人心的大事，并且在目前兩岸政治僵局還沒有完全打破之前是最容易行得通的。早在去年12月底，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的會議上就強調，兩岸必須“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要求盡早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CECA）。今年5月26日第二次“胡吳會”中，雙方也都強調“要加強兩岸經濟合作，盡快商談兩岸經濟合作協議，以利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這種經濟合作機制的建立，相信對于兩岸經濟合作的正�；�、制度化和完善化，是大有好處的。尤其是在目前國際金融風暴猛襲之時，兩岸建立合作機制，對于克服目前存在的困難，共渡經濟難關，實在是太重要了。
所謂“文”，就是“以文為重”。指的是兩岸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眾所周知，經濟是一個社會的基礎，文化是這個社會的思想基礎，中華文化乃中國人的“根”，根深則葉茂，根衰則葉枯。無論日本之侵略中國，還是“臺獨”之搞分裂，往往都不會忘記要在這方面下手。例如：日本人當年在臺灣搞的“皇民化”運動，李登輝和陳水扁在臺灣搞的“去中國化”運動，本質上都是一脈相連的，都是要刨中國文化的根，改變臺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其為害之大和影響之深乃人所共見，人們至今仍感受到其“遺毒”。正是有鑒于此，胡錦濤總書記特別重視在兩岸開展文化教育交流。他在第二次“胡吳會”上說，雙方應“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增強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光芒四射，在目前的形勢下，開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潛力，也顯得更為重要。
總之，我個人認為，“以人為本，以和為貴，以經為先，以文為重”，這對兩岸關系是至關重要的。海峽兩岸三大政黨，都應以兩岸中國人的利益為重，以中華民族的未來為重，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進一步“聚同化異”，使“同”實現最大化，使“異”達到最小化。如是，則兩岸中國人之團結融合必將很快實現。 （李家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