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后危機階段的中國戰略路徑

　　及時抓住機遇，把前一階段以抵御外部金融危機為主的短期應對政策，轉變為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要目標和內容的長期戰略

　　在后危機階段，我們不是在粗放型增長路徑上繼續前行，恢復并維持危機前的高增長速度，而是要在經濟回到常態增長后，及時抓住機遇，把前一階段以抵御外部金融危機為主的短期應對政策，轉變為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要目標和內容的長期戰略。在繼續推動經濟平穩回升的同時，全面推進發展方式轉變，防止短期過激應對政策導致周期性調整不到位，防止短期政策損害中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再一次暴露出我國需求結構的軟肋。預計2009年全年我國投資、消費、凈出口對GDP的貢獻率可能呈8:4:-2的格局，相較2008年的4.6:4.5:0.9、2007年的4:4:2，需求結構失衡大幅加劇。怎樣駕馭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實現從“投資大國”、“制造大國”、“出口大國”向“消費大國”轉變，大幅度降低投資率，提高居民消費率，穩定出口率，是后危機階段我國需求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

　　推動投資自高位恢復到正常。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投資需求是中間需求。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需求推動。1980～2008年，資本投入年均增長10%以上，年均貢獻率達到53%。2003～2008年，投資率年均超過42%，創歷史新高。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一年來我們把擴大政府公共投資作為刺激經濟增長最主動、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手段。在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投資1040億元的基礎上，2009年中央預算又安排9080億元公共投資，推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擴大投資對增加內需、消化過剩產能、部分替代出口、增加就業、解決歷史欠賬和薄弱環節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擴大投資的過程中，各地都推出刺激經濟的投資計劃，基礎設施過度超前。因擴大投資也產生了加劇產能過剩、國有企業坐大、信貸擴張埋下地方債務和通脹壓力等消極后果，需要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消化。最近，國家已經開始根據經濟回升趨勢而適度微調中央投資節奏，對于部分產能過剩行業新上項目的審批控制明顯加強。在后危機階段，我們要采取切實措施，推動投資增長從30%以上的高位恢復到正常的20%左右。

　　促進消費由低位提升至高位。長期以來，消費動力不足一直是我國經濟結構的最大頑癥。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僅為35.3%，遠低于美國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在后危機階段，擴大居民消費、破除經濟增長中的消費短板，不僅是走出危機的應急之策，也是轉變發展模式的長遠之計。我國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巨大，且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時期，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空間廣闊，潛力巨大。只要對癥下藥，就能夠從根本上扭轉消費需求不足的結構性問題，使我國經濟獲得可持續的增長動力。一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二是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增加社會福利開支，解除居民的后顧之憂。三是調整居民消費結構，積極培育新的消費熱點，擴大消費領域，滿足多層次消費需求。另外，還可以考慮增加政府赤字，緩解居民儲蓄過剩、個人不愿意花錢問題，形成以居民消費為主的內需結構。

　　引導出口從依賴轉變為附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結構逐步演變為過分依賴外貿出口驅動增長。國際比較顯示，當前我國貿易依存度僅次于德國，遠遠高于日本和美國。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拖累外部市場需求萎縮，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可能長期把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主要奠定在外部需求上。由于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主要發達國家在這場危機中加速調整外部不平衡，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以及匯率升值壓力的制約，未來我國出口難以再現前些年持續快速增長的風光。2008年，全球發起反傾銷調查208起、反補貼調查14起，我國分別遭遇73起和10起，占總數的35%和71%。2009年前3季度，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我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超過1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5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的國家，連續4年成為反補貼調查的國家。面對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我國出口驅動型傳統工業模式難以為繼。在后危機階段，我們必須適時對出口導向型經濟結構改革，盡快完成從“出口大國”向“消費大國”轉型，逐步降低經濟增長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

　　同時，需要高度關注和提前研究應對金融危機超常規政策的調整和退出策略問題，利用經濟企穩向好的有利時機，審時度勢，把關注重點轉移到解決我國經濟自身存在的深層次體制性、結構性問題上來，及時發現和解決苗頭性問題，不斷充實、豐富和完善一攬子計劃，適時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適度微調，平穩實現經濟刺激政策的調整軟著陸和退出銜接。(尹中卿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