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G20建設性機制 中國應有深謀遠慮

　　據上海證券報消息 世人注意到，差不多已從危機之中喘過氣來的美國似又漸漸恢復了昔日的傲慢，在G20匹茲堡峰會議題設計中竭力避開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高度關切的推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反對貿易保護等問題。假如 G20僅是曇花一現的工具性存在，則是世界的悲哀。各國應致力于將G20建成為一種建設性機制，使其對世界經濟穩定與繁榮的邊際促進效應呈遞增態勢。

    很多時候，弱者最怕的就是人比形勢強。

    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當今世界最有影響的20個經濟體的首腦將于本周四云集美國鋼鐵舊都匹茲堡，討論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核心重大問題。世人注意到，與10個月前華盛頓峰會召開前夕的氣氛明顯不同，差不多已從危機之中喘過氣來的美國似乎又漸漸恢復了昔日的傲慢，在議題設計中竭力避開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高度關切的推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和反對貿易保護等問題，試圖在全球經濟失衡、氣候以及避重就輕的金融高管減薪等問題上大做文章。與美國大致站在同一戰壕里的歐盟17日拋出了 “限制銀行高管薪酬”、“促進就業”、“應對氣候變化”等三個議題；這樣，美歐與中國提出的會議目標差不多就剩下“加強宏觀經濟協調”這個議題了。可以預計，盡管中國等握有一定籌碼的新興經濟體在本次峰會上還會受到相當禮遇，但指望美歐在自己的地盤上主動作出實質性讓步并不太現實。

    筆者曾多次在本欄提出，國際金融話語權的爭奪注定是一場殘酷的博弈。新興經濟體既要看到基于經濟實力快速成長而形成的后發優勢，更應冷靜思考制約擴大金融話語權的約束條件。應該說，雷曼兄弟倒塌后的半年里是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最佳時間窗口，中國也的確較好地把握了這段時機，積極爭取金融體系改革主導權。但由于缺少類似歐元這樣一個能在此輪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與美元抗衡的杠桿。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有心無力。而今，金融危機的烏云正在消散，心臟嚴重受損的美國經濟慢慢恢復元氣，歐洲也在作別最痛苦時期，此時此刻，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要從美歐那里分享話語權，難度可想而知。

　　不過，把世界經濟的安危托付給G20，比系于美國一身顯然要更為理性與合適。本次金融危機已表明，美國無力承擔維護世界經濟穩定的重任。仰仗美元霸權對外推行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華盛頓一手制造了金融危機之后又讓各國為其買單，而當金融系統止血之后又大玩過河拆橋的把戲，甚至率先舉起貿易保護主義大旗。

    而今，在世界熱望經濟邁向可持續復蘇的關鍵時刻，本次G20峰會能否在以下三個方面取得共識與進展，值得期待。

    第一，世界經濟的可持續復蘇需要各主要經濟體在凝聚共識基礎上的繼續協調行動，而非出于轉移視線的目的，使出小動作來干擾峰會核心議題。

    倫敦峰會表明，主要經濟體在危機仍處于蔓延和深化的非常時期是最容易達成共識的。當然，全球第二金融強國英國所做的精心準備也是那次會議取得實質成效的重要因素。自那時以來，各國相繼推出的經濟刺激措施盡管并非最優，但至少避免了經濟在衰退泥淖中越陷越深。如今，各國財經領袖均承認，刺激措施已獲成效，但經濟并未迎來自然復蘇，因此，現在還不是退出財政刺激政策的時候。財相出生的英國首相布朗提議，明年全球仍需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預算，而中國央行也重申將把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延長一年。因此，本次峰會在加強全球宏觀經濟協調方面，很可能達成具體共識。至于美歐關注的氣候問題以及中日韓等國關心的貿易保護問題，由于各方分歧較大恐怕難有實質性成果。詭異的是，美歐在限制金融機構高管薪酬方面的大分貝喊話似乎偏離了會議基調。正如有人指出的，“高管薪酬是該監管，但它不是經濟危機的病根”。美歐在這個本應屬于自身需要解決的細節問題上大做文章，甚至出現薩科齊那樣的情緒性宣泄，無非是要分散國際社會關于金融體系改革的注意力罷了。

　　第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之于金融穩定至關重要，“富人俱樂部”應該適當讓渡金融話語權。兩種力量的投票權平衡，利于世界經濟穩定。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對富裕國家來說，坦然承認地緣政治意義，與為肆意揮霍付出國內代價一樣痛苦。的確，作為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受益者，西方主要經濟體是不會輕易讓渡經濟話語權的。但是當中國旗幟鮮明地提出IMF和世界銀行的決策投票權應由發達世界和發展中國家平分秋色這一主張時，美歐除了盡可能拖延改革時間之外，大概沒有其他選擇了。其實，中國提出將發達國家在IMF中的份額由57%減為50%，在世界銀行中的份額由56%減為50%的要求，長遠來看，是有充分依據的。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需要反復強調的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之于金融穩定至關重要，改革之勢不可逆轉，兩種力量的投票權平衡，有利世界經濟的穩定。

    第三，各國應致力于將G20建成為一種建設性機制，使其對世界經濟穩定與繁榮的邊際促進效應呈遞增態勢，而非曇花一現的工具性存在。

    作為金融危機的催生物，G20峰會在危機年代是美歐倚重的救市機制，其在過去兩屆所發揮的作用之所以舉世矚目，是因為它既能覆蓋G8的功能，又增添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元素，在全球協調機制中擁有更大的行為空間。只是在美國看來，假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G20中的作用日益凸顯，美國的主導地位勢必下降。一旦美國經濟真正企穩回升，并不排除美國拋開G20的可能性。假如 G20果真僅是曇花一現的工具性存在，那將是世界的悲哀。所以，如何將G20打造成一種建設性機制，中國應有深謀遠慮。（章玉貴 系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