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舸：用工荒表明廉價勞力難以為繼

　　由于經濟迅速回暖，今年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缺工現象。其中，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城市缺工超過200萬人，部分生產線處于停工狀態。企業紛紛上調工資，調低學歷、年齡等限制，以緩解用工荒（2月21日《武漢晚報》）。

　　為什么農民工會突然成為掌握就業自由選擇權的“特殊群體”？

　　其實，“用工荒”不過是企業尤其是三來一補企業傳統用人模式逐步被淘汰的時代注解。依靠初級加工、低技術含量、其企業利潤是工人工資“剩余”的三來一補企業，將“廉價勞動力”優勢發揮至極致，并由此衍生了低價格產品在國際競爭匯總的規模效應，成為“中國制造”雄踞世界前列的重要支撐力量。但“廉價勞動力”所帶來的工人福利收入最小化、社會保障空心化、勞動技能低等化弊端，正在為權利意識日益覺醒的農民工所無法忍耐，并且也完全無法跟上中國經濟由單一的外貿主導型向內需發展型轉移、先富群體型向全民普惠型升級的社會軌跡。

　　農民工盡管有新勞動合同法的白紙黑字，但包括養老、醫療等在內的社保繳納并不盡如人意，子女教育就學無法獲得強力保障，各類漠視農民工健康生命安全的“職業病”層出不窮，戶籍二元制造成的巨大隔閡不僅反映在經濟待遇上，更折射于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工會等權利的缺失，這讓“用工荒”背后的權利荒繼續存在。

　　“用工荒”正面臨“廉價勞動力時代”的多重欠債——無論是看得見的薪酬、社保、福利，還是看不見的休息權、話語權，都構成了“廉價勞動力時代”看似消退其實積重難返的負面效應。因此“用工荒”絕非農民工群體的權利增收，也不是純粹市場意義的用腳投票，更多反映出農民工群體迫于無奈、在權益停滯不前下的“次優選擇”，需要公共決策者以更大決心與魄力對癥下藥，開出良方。（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