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收入分配要“削高”更要“提低”

　　今年以來，優化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話題已經多次被中央高層提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在會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的境外代表時，就收入分配改革發表了談話。他指出，在增加居民收入上分三個層次：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逐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三是在二次分配中，運用財稅的杠桿，調節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

　　溫總理的這個談話，指明了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徑，而在這三個層次中，我認為第二個層次，也就是“逐步提高職工工資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最為關鍵。

　　我國收入分配失衡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普通勞動者的收入過低，與此相對的是資本在收入分配中占據了越來越高的比例。今年兩會期間，九三學社提交的一份提案認為，我國勞動者報酬比例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這直接導致收入最高的10%群體與收入最低的10%群體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了2007年的23倍。由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沒有有效提高，導致國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從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因為在過往的收入分配中，我們不適當地強調了資本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的是一條以擴大投資來推動GDP上升的道路，政府利用行政資源向資本開具了各種優惠政策，其中一項便是低廉的勞動力報酬。這種制度選擇，使中國成為向全世界出產廉價勞動力的市場，這固然對資本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卻使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顯得氣壯如牛。由于勞動者相對于資本處于先天的劣勢，再加上為了追求經濟增長而無視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沒能通過他們的勞動，公平地分享到國民經濟發展的成果。

　　長期以來，我們堅持的是“一次分配追求效率”的原則，為了保證經濟增長，也就是GDP的上升，犧牲了勞動者的利益。但是，這種放棄公平原則的一次分配，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它除了造成越來越觸目的貧富差距以外，還造成社會對勞動者的普遍輕視。一方面，工廠普遍缺失熟練的技術工人；另一方面，大學教育也大量減縮勞動實用型的專業，導致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同時，由于職工利益受到資本的侵犯，勞資矛盾在一些地區也愈演愈烈，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從這一點說，目前正在積極推進的收入分配改革，不僅具有經濟上的意義，更是關系到我國社會在未來能否和諧發展的一件大事。

　　因此，目前所進行的收入分配改革，關鍵就在于大幅度地提高勞動者報酬。而有一種意見認為，需要在二次分配的改革中下工夫，也就是說積極利用稅收杠桿來調節高收入者的財富收入。這當然也應成為改革中的一個內容，但如果沒有對一次分配的改革，只是對高收入者課以重稅，從表面上看，貧富差距也許能有所縮小，但勞動者的收入卻沒能提高。其結果很可能是政府增加了稅收，但低收入者未得到實惠，高收入者也不滿意。實際上，大幅度地提高勞動者的報酬，勢必增加資本的投資成本，間接起到調節高收入者收入的作用。(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