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啟示”：中國面臨決策兩難

　　中新網6月23日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今日舉行第十二期“經濟每月談”，主題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其影響。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研究員解讀歐債危機的四個啟示，并表示中國面臨決策兩難，必須在總體政策框架不變的情況下掌握好動態，掌握不同政策工具實施的方向和力度。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今日上午九點在中華世紀壇大屏幕廳舉行第十二期“經濟每月談”，主題為《歐洲債務危機是否會造成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成立于2009年3月20日，被認為是目前中國最高級別的智庫，理事長為原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

　　賈康談到第一，在這次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下，歐洲貨幣聯盟內在矛盾有比以往更加清楚的暴露，表現在它的貨幣形式上統一之后，財政政策卻遲遲找不到有效統一的機制，是一個明顯不協調的地方。這樣的一個經濟體以歐洲貨幣聯盟的形式出來以后，進一步發展到現在歐盟共同體里面很多的協調機制是經過多年千辛萬苦才努力打造而成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間不可避免，國際競爭中歐洲不同的國家需要借助歐盟的形式來應對全球化的潮流，應對國際競爭的壓力，尋求各個民族自己利益和他們相互之間共贏的利益趨向最大化。但是內在矛盾在于，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形成貨幣聯盟的同時，財政政策方面雖然想協調，想形成一個統一，這個機制看來非常模糊，一旦有金融危機沖擊，壓力到來之后，看不到相對有效的協調機制，我指的特別突出表現在財政政策方面。現在我們還在密切關注有沒有可能造成世界經濟“二次探底”。

　　為了避免出現經濟的“二次探底”，我們中國自己的經濟非常重要，我們自己不是危機的問題，是高依存度的情況下不可能獨善其身，必然要和世界經濟運行中其他的經濟體互動，如果說美國、歐盟、日本這樣主要的貿易伙伴和經濟體，他們有任何比較明顯的經濟走低的表現，都可能對我們形成負面的沖擊，所以我們要密切關注。如果外部出現“二次探底”，對我們經濟出現回升的勢頭又往下形成一種很明顯的下拉的力量。我們必須在總體政策框架不變的情況下掌握好動態，掌握不同政策工具實施的方向和力度。

　　“我體會，現在宏觀經濟運行在決策層上說的一系列兩難，首先一個兩難，我們自己率先回升，雖然一開始看起來的通縮壓力，但同時又不得不提防，如果外部出現“二次探底”，對我們經濟出現回升的勢頭又往下形成一種很明顯的下拉的力量。我們必須在總體政策框架不變的情況下掌握好動態，掌握不同政策工具實施的方向和力度，”賈康說。

　　第二，從技術角度分析，賈康表示感覺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壓力下，原來歐盟成員國以3%和60%所劃的警戒線在危機沖擊之下失靈了，在簽訂馬約的時候為了協調不同成員國之間的利益取向。在貨幣聯盟框架認可之后，協調以財政政策為主和其他政策配合起來的利益取向，根據他們的經驗和各個成員國之間利益的討價還價整數化兩條警戒線，也可以稱之為控制線，一個是赤字率，要求每個成員國控制在3%以下，另外一個就是債務率，這個債務占GDP的比重或者相對數要按照60%以下控制。

　　這個用意很好理解，劃定對以后的經濟體很有影響，中國說3%和60%是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后來我們曾經做過努力，把情況摸清以后，嚴格的說，這不是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在歐盟簽訂馬約的時候經過妥協以后劃定的兩個整數線，想以此來協調利益取向，維持整個歐盟經濟體相對平穩有效的運行。但是這次危機來了以后，實踐告訴我們，這兩條警戒線在過去個別成員國看起來有情況超出可以給予種種提示壓力，和預先的警告，哪個國家經濟層面有所超過，如果不采取我們稱之為的“整改措施”，去消化化解這種局面，如果不采取這種措施，對你所提供的原來那些金融支持，成員國之間原來認同給予的方便條件要有所改變、有所收斂，以此來控制個別成員國自己超出控制線、警戒線。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帶頭的國家和一般的國家以及力量比較弱的國家超出這個警戒線，大家自顧不暇。

　　第三個啟示，主權債和公共部門債務形成的風險當然是需要控制的，大家不得不用這種融資手段，公共部門債務主權債的風險性到底在哪兒，值得探討。從經驗觀察的角度上升到學術研究，理論上尋求的一定的規律性。到一個層面上可以看出，很多事情學者們研究起來很難一下子說清。主權債更多講對外的外部負債。但是在歐盟的控制線里面，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清晰的在公共部門債務里分出來，是把內債和外債合在一起作為公債劃了一個余額不超出60%警戒線。首先在公共部門債務里對外的債務先出了麻煩，同時伴隨著當然有內部的負債，在一個比較開放的市場化比較高的經濟運行空間，內債和外債肯定是有密切的互動關系。

　　中國現在相對而言，我們說的負債就是公債，在我們討論過程中間沒有這種意識，先說清楚哪些是外債哪些是內債。過去的數據統計上似乎也把這個放在一起，現在我們只能說就現在看得比較清晰的數據，公共部門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希臘出的事情它的指標按現在看到的數據，赤字率在10%以上，公共部門債務余額相當于GDP的125%出了事。在出事之前，什么時候要采取非常措施去擋，看不出來。橫向比較其他經濟體，能否比照希臘出問題的現象照此辦理實際操作風險控制呢？也不清楚。比如說意大利多年以來不認60%的控制線，公共部門債務余額可以稱之為負債率指標，多少年來是在100%左右，現在為止稍微有點上升，還是100%多一點，沒有非常明顯的跳躍。

　　第四個啟示，中國總的指標不高，但是債務結構上看外債壓力不大。 賈康表示中國在赤字大幅提升的情況下，赤字率始終控制在3%之下，暗合歐盟的警戒線，上個年度執行結果是2.8%，絕對量創建國記錄，但是相對數在控制是在3%以下。但是相對數按現在測算仍然是2.8%左右，這種暗合于3%的把握，體現了政策極其穩妥，有一個相對清醒的認識，需要擴張但是這個度的把握要力求有它一定的平穩，風險觀察起來要在相對安全的水平上。

　　我們實際的公共部門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的指標，名義指標相當低，不到20%，但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實際上和公共部門債務等價的或者差不多的債務還有比較大的數量，我們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債，就是國債，也是公共部門負債的組成部分，高盛測算我們的GDP6個點左右，這樣加在一起就是25%、26%的水平。除此之外還要加一大塊就是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按前一段時間劉明康主席所說的7.38萬億算，應該是現在GDP的22%、23%。合在一起，說一個整數，如果按照粗線條的說法，中國公共部門債務余額算全了相當于年度GDP的50%左右，這里的特征是，中國的外債是比較少的，外債里面的商業性短期債的比重也不是太多。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地方債的規范性程度，規范性太低可能造成公共風險，在大家看不到、不透明情況下某些地區的集聚，積累集聚到一定程度，有導火索觸發會導致局部危機，某個地方的資金鏈想連就連接不上，要斷裂，那時候穩定壓倒一切，最終的力量是中央政府，中央級的財政銀行力量加入進去救火，這個救火的社會代價相當高，怎么控制要有一大套的探討，有關部門都在探討地方債務怎樣因勢利導有賭有疏的去化解風險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時間不到30年，這么短時間內公債指標從很低的水平上升到50%左右，還是值得警醒，這個速率要控制下來，才可以又積極又穩妥的實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持續發展，這里面的細節問題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據中國網直播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