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工資上漲勢頭將逐步加快
“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并不意味著勞動力供給的絕對不足，而是說，只有提高工資才能保持勞動力供給得到滿足。人口轉變導致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是導致勞動力供給從無限到有限轉變的最重要原因，因此，人口紅利的式微與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正是如影隨形。例如，近年來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減少的同時，農民工實際工資每年增長率則高達10.2%。
理解這個原理，承認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并非學術之爭，最主要的意義是本來可以使我們早在若干年前就預見到：由于勞動力不再無限供給，第一，工資的上漲是必然的而且終將逐漸加快；第二，勞動關系要發生劇烈變化；第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不管怎么說，即使經濟學家因過于草率地質疑人口紅利即將消失，并相應地否認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未能發揮其預言家的職能，當這些現象終究發生時，事情并沒有嚴重到只剩下亡羊補牢的地步。
盡管我本人一直是關于人口紅利消失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預言者，但我絕非悲觀的卡桑德拉。針對理論界和輿論界流行的觀點，本文隨后的討論將對以下兩個疑慮給予否定的回答，即第一，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之后勞動力優勢會喪失嗎？相應地，第二，人口紅利消失是否將放緩經濟增長速度。
首先，只要工資增長有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支撐，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就不會喪失。劉易斯轉折點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突出表現，就是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其實今年出現的漲薪潮只是2003年以來工資水平上漲趨勢的繼續。事實上，農民工工資在2003-2008年期間，是以年平均10.2%的速度提高的。而且，工資上漲符合勞動力供求規律，既是承受得了的，也是求之不得的。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和同事做過相關的研究，發現在中國制造業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始終與工資上漲相伴，而且長期以來快于工資增長。這就給我們留出了一個空間，允許工資上漲在一定時間內甚至可以快一些。也只有這樣，才可能真正提高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反過來，普通勞動者和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會大幅度提高消費，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需求動力。
其次，制度建設不僅可以延續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還可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紅利。有人在解釋民工荒現象時，認為是戶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阻礙著勞動力轉移。我本人一度也認為如此，不過，我現在相信，人口結構變化這個因素發揮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不過，制度性障礙的確影響著勞動力充分轉移，人口紅利不是宿命的，而是通過創造條件可以人為保持和延長的。
推進相關制度改革，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許多有利于擴大勞動力供給的制度建設，都可以深度挖掘人口紅利的潛力。由于我國城市化的定義是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比重，因此，2007年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城市化率為45%，但是，從非農戶口的人口比重看只有33%。消除這兩者之間12個百分點的差距，使農民工不再是城市的過客，而成為永久居民，就是開發勞動力供給的制度潛力。此外，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也是中國特有的保持競爭力的機會窗口。
我們可以根據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把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解決未富先老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并不可怕，畢竟，恰恰是最富的國家有著最高的老齡化程度。我們面臨的是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來了較高的老齡化。例如，把中國與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可以看到我們的老齡化程度是超出其他國家的。但是，假如中國在未來10年或者20年的時間里，加入到高收入水平的行列，與那時的高收入水平國家比較，我們的老齡化程度卻并不突出。所以，關鍵在于保持經濟增長速度。前面提到的發掘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措施，都是為這個任務服務的。歸根結底，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人口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能做的只是未雨綢繆，謀劃形成第二個階段的經濟增長引擎。
我曾經撰文討論過第二次人口紅利，即可以利用變化了的人口結構特征，在老齡化的條件下，創造新的制度環境，抵消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產生的不利效果，從而挖掘出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源泉。從先行國家的經驗看，這類努力應該包括：建立起有利于資金積累的養老保障制度，以彌補老齡化條件下居民儲蓄率的降低；加強技能培訓和深化教育，顯著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需求，打破勞動力數量短缺的瓶頸；繼續發育和完善勞動力市場，形成和諧勞動關系，消除勞動力供給的制度障礙。面對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們應該樹立這樣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紅利終究是會枯竭的，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潛力則是無限的。
說到底，作為對人口紅利的作用進行估算，對其前景做出預言的始作俑者，我絲毫也不迷信人口紅利。畢竟，越是發達和富裕的國家，越少依賴傳統意義上的人口紅利來推動經濟增長。提醒世人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在即，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無異于呼吁經濟增長方式要加快向生產率驅動型轉變。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