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巖石：產業大騰挪加劇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

　　有媒體報道，河南新鄭機場跑道以北不遠的地方，人們都在談論著富士康的“10萬勞動大軍”。最先落戶的富泰華精密電子公司從簽約到產品出廠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久違多年的“深圳速度”再現河南，鄭州的“省長工程”創造了“鄭州速度”！可以預見，全球瘋搶的蘋果手機將有很多是“中國河南制造”。富士康生產基地的內遷，代表著沿海外向型產業的勞動大軍轉戰內地。

　　生產基地內遷的經濟原因

　　沿海工業的生產基地內遷并非剛剛開始。過去十來年，從幾十上百人的制造業出口加工企業的內遷開始，內遷規模逐漸升級到千人大廠。在香港上市的福建泉州匹克體育用品公司業績良好，主要原因之一是匹克的新增生產基地選址江西省，較低的工資成本提升了公司的盈利，使股東們獲得了優厚的投資回報。如果說在富士康移師河南之前，沿海生產基地的內遷還是類似于游擊隊或獨立團的行動，富士康的內遷則意味著沿海生產基地的內遷規模升級，集團軍轉移的行動開始了。

　　沿海生產基地內遷的經濟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是民工荒。過去源源不斷涌入沿海地區的農民工逐漸減少了，內地的經濟發展和沿海的工廠內遷也給內地創造了就業機會，所以外出打工者人數的增長速度開始下降；第二是高工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法則決定了沿海產業的平均工資水平上升，沿海與內地的工資水平拉開了差距，低工資優勢開始驅動沿海制造業工廠的內遷；第三是人民幣升值。匯率變動直接影響出口訂單的增長，在2005年6月之前，民工荒與高工資是工廠內遷的主要原因，在人民幣兌美元開始升值后，沿海出口加工企業的經營壓力上升，人民幣的升值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可以推論，富士康揮師河南鄭州的直接原因就是近期人民幣兌美元的加速升值。

　　然而，工廠內遷并非企業的唯一出路，此外還可以有三種選擇，其一是不變，其二是“出海”，其三是倒閉。出口加工企業的典型特征是兩頭在外，原料供應在外、銷售市場在外，所以能夠走出國界，或者貼近原料供應商、或者貼近產品分銷商。無論是“出海”還是倒閉，客觀結果都會提高沿海地區的消費，因為外出務工的人會把收入匯回國內，本人也經常“衣錦還鄉”。企業倒閉也未必是傾家蕩產，反而會導致生產性占壓資金轉化為投資性資金，據統計，沿海城市居民炒房炒股的資金有很高的比例是由于資金退出生產領域。過去幾年，炒房炒股的收益較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增加必然會誘發消費升級，結果是在生產基地內遷的同時，財產性收入與居民消費升級導致沿海產業帶升級為沿海消費帶，從而逐步改變了過去的“兩外”工業體系。生產基地內遷與消費市場內遷同時發生，這就有了本文的命題：“兩外”變“兩內”，產業大騰挪。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從“兩內”開始

　　沿海工業化的模式雖然不是鐵板一塊，但不容置疑是“兩外”模式占主導，所以下面這個模擬圖示可大致說明從“兩外”模式到“兩內”的轉型。

　　實際上，沿海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居民從生產者變成投資人和消費者，這兩種經濟行為之間的互動，推動著沿海消費市場的擴大與升級。個人或家庭的投資行為與消費行為必然產生經濟的互動性，對于這種互動性，經濟學理論卻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一種觀點認為，投資率上升必然導致儲蓄率和消費率的下降，從而抑制消費市場的擴張；另一種觀點認為，投資的真實收益和預期收益都會創造消費欲望，從而導致消費升級甚至舉債消費，推動消費市場的擴張。

　　兩個理論假說其實都有道理，類似于老子哲學中的“相生相克”，關鍵在于假設前提中的資金來源和總量設定。假設可支配資金的總量不變，資金來源簡單設定為工薪收入，一個家庭的投資多了，消費必然減少，特別是家庭依然處在量入為出的生存階段之時，投資與消費以“相克”為主導。但是，如果可支配資金的總量是可變的，資金來源不是工薪收入而是生產性資金的轉移或投資性收益，家庭的經營模式已從生存階段進入了發展階段，投資與消費就以“相生”為主導了。以房產升值為例，價值兩百萬的房產，很少有家庭會在廚房和浴室里做高檔大理石的裝修，也通常不會購買很高檔的家具，但在房產升值到八百萬時，高檔裝修加高檔家具就很普遍了。行為金融學在研究人的消費行為時引進了心理分析，當人們“認為”自己很富有時，消費就會以預期收益為基礎，常常會脫離人的常規性收入。

　　生產基地的內遷和消費市場的內遷，不僅會提升內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會推動沿海的生活方式轉變，而家庭生活方式的轉變，在宏觀上就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我看來，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從世界工廠走向內需型社會，從政府投資驅動的高增長走向居民消費驅動的適度增長，而內需型社會的發展目標往往就是在家庭財產性收入的增長中逐漸形成的。

　　產業大騰挪的方向與非均衡性

　　生產內遷與消費升級是沿海經濟轉型的兩大特征。消費升級會提升第三產業的占比，生產內遷則會改變中國的生產力布局。沿海開放帶的生產能力有兩個層次，其一是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二是中高端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兩類產業的生產基地都有可能內遷，但工廠內遷的方向卻不是任意的，除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之外，還有客觀的資源約束。

　　富士康揮師河南鄭州，所轉移的產能一定是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除了鄭州鐵路和新鄭機場等交通樞紐之外，河南省的低工資水平和水資源優勢也非常關鍵。以富士康的選址作為參照，沿海中低端產能的轉移方向還有可能進入四川、江西和湖南等省份。沿海中高端產能的轉移方向更注重智力資源，所以大學教育資源較為密集的內陸省份有比較優勢，比如湖北、湖南、江蘇、四川、安徽和陜西等地區對中高端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承接能力較強。從城市化的大趨勢看，未來中國將逐漸形成三大超級都市圈：大珠三角、大上海(長三角經濟區)和大北京(京津冀)。消費升級的最高端就是金融消費，金融中心與科技創業中心有著天然的聯系，因為三大超級都市圈的金融中心都會對周邊地區產生輻射效應，從而驅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消費升級。從這個角度看，人民幣的升值與城市化的進程正在驅動著一次產業大騰挪。

　　今日中國，生產力重新布局的序幕已經徐徐拉開，每一個省份的地方政府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其中，或者被產業化，或者被邊緣化，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不僅不會被縮小，而且還會進一步擴大。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自上而下要看中央政府的政策與投資，自下而上要看本地居民的消費與投資，由外及內要看外來人口與資金的流動，由內及外要看本地資源的優勢與劣勢。沿海工業帶將升級為沿海消費帶的大趨勢已經不可逆轉，沿海企業的生產基地遷向何處？這就是中國生產力重新布局的起點之一。

　　產業大騰挪，“兩外”變“兩內”，將進一步加劇。特別是在天量超額貨幣已經存在的條件下，所謂全國一盤棋的均衡發展觀只能是天真的幻想。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一直是不斷加劇的。不僅貧富兩極分化在加劇，城鄉兩極分化在加劇，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也在加劇。各種非均衡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貨幣的流動性，貨幣的總量越高，投資的選擇就越多，資本的積聚與集中的規律勢必加劇經濟發展的非均衡。1978年，中國的GDP總值為3645.2億，廣義貨幣總量為859.45億，在31年后至2009年底，GDP總值增長了92倍，廣義貨幣總量卻增長了705倍！可以預料，貨幣總量與經濟總量的背離在未來十年內還會進一步擴大。

　　貨幣總量與經濟總量的長期背離必然帶來兩個后果：其一是通貨膨脹，其二是資產泡沫。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最大的創新是成功推出了股市、樓市，在這兩大交易市場中形成的新財富填充了貨幣總量與經濟總量之間的背離，同時也擴大了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可以預見的是，三大超級都市圈的金融中心和創業機會將通過資產泡沫創造出巨大的財富效應，高速推進沿海地區消費市場的擴張與升級，從而進一步加速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性。(金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