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是“十二五”期間的重要任務，也是一大難題，其中的關鍵是，政府調控之手應當發揮怎樣的作用？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岳希明表示，當下再分配環節難以有效改善收入差距，未來需要推進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減少間接稅，才能發揮稅收調節作用，真正改善收入差距。
上海證券報：目前再分配環節對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起到怎樣的作用？
岳希明：在整個收入分配過程中，再分配環節能夠發揮的作用還是相當大的。以日本為例，再分配前日本的整體基尼系數是0.5左右，經過再分配后，其基尼系數就下降到了0.3。
但在我國，再分配對調控收入差距起到的作用目前不容樂觀。根據我此前測算，全國稅前收入基尼系數大約在0.48左右，而經過稅收調整后基尼系數反而上升了0.02。其中農村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尤其可觀，再分配反而把農村基尼系數由稅前的0.379提高到了稅后的0.439。
上海證券報：為什么會造成這樣的狀況？
岳希明：造成稅收對收入分配調控不力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稅制結構中包括增值稅、營業稅和各種所得稅等間接稅所占的比重太大，目前已經達到了60%以上。與個人所得稅不同，間接稅對個人的消費環節征稅而非收入環節征稅。而目前往往收入越高儲蓄程度越高，消費比例反而越低，就造成了收入越高間接稅納稅比重越低，低收入者反而稅負更高的特點。
我此前計算的全國城市和農村各個收入階層的絕對稅率，即印證了目前間接稅為主稅制造成的逆向調節效果。把全國居民按照收入水平劃分成十個組，其中收入水平最低的群體所負擔的各類稅種的綜合稅率達到了42.1%，而收入最高的群體所負擔的綜合稅率僅為25.5%。
上海證券報：未來應如何改善稅制，從而能真正在收入分配環節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
岳希明：在改善稅收對減少收入差距的方面，還是要繼續加強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個稅在這方面的效果非常巨大，不容忽視。
比如在農村，由于農村不需繳納個人所得稅，所以農村居民收入按從低到高排，所負擔的綜合稅率由最低收入者負擔的最高稅率44.9%一路下降到最高收入者負擔的最低稅率21.3%。而在城市，由于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到達一定水平后就需繳納個稅，因此在城市，從最低收入者對應的32.7%稅負隨著收入提高，稅率不斷下降到某個水平后就達到了最低值24.9%，隨后的稅負才體現累進特點，隨著收入提高而逐漸提高
上海證券報：在收入分配方面，個人所得稅下一步應如何繼續改革？
岳希明：今年所進行的個人所得稅改革雖然減輕了中產階層稅負，但實際上更減輕了個稅的調節效果。以2009年的稅收數據為例，舊稅制下個稅調節能使基尼系數降低0.013，而新稅制下只能降低0.006左右。原因就是改革后個稅所占整體稅收的比重更小了，原來個稅占比就不高，僅為8%，低于國際上30%的水平，而改革后可能連5%都不到。
未來還是不應放棄個人所得稅的調節作用，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征收，特別是加強非工薪收入環節的調節力度，同時對占比過大的間接稅實行減稅，才能真正發揮稅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效用。
上海證券報：除了稅收部分外，在再分配環節上還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岳希明：目前的統計結果只是把稅收環節考慮進去，還沒有把政府財政支出的環節計算在內。而完整的再分配環節既包括稅收調節，也包括財政支出對低收入者的扶持作用。但根據目前財政支出的結構特點來看，財政支出環節對于改善收入分配情況所發揮的作用也同樣不容樂觀。
比如現在強調要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投入。但我們要看到民生投入的受益對象是全體公民，對于改善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并沒有直接影響。
比如現在收入差距最大的矛盾就是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矛盾，而在教育投入一項上，現實中的情況是往往公共財政對于城市教育的人均投入力度大于農村居民所能享受到的人均財政投入。教育資源的不均等往往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市場本身對于各種人才并沒有歧視，而城鄉居民通常正是在資源分配上醞釀出了收入差距。
總體來說，還是要加大財政對于低收入者的轉移性支付，如社會保障和就業等財政支出。此外現在財政扶貧的針對性有待加強。在農村，許多收入并非最低的群體也能拿到低保，未來還要加大財政支出對這部分群體的瞄準程度。（見習記者 郭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