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財政部最新發布的數據，今年前11個月，全國財政收入97309億元，同比增長26.8%，其中稅收收入85216.4億元，同比增長24.7% 2011年我國財政收入極有可能以突破10萬億元規模，登上新的歷史臺階。(14日《新華時政》)
稅收增長跑贏GDP增長，不是今年特有，而是近年來較為突出的現象。與之而來的，形成了國富民窮的尷尬局面，而這也成為中國社會結構不合理的典型情勢。人們不由得發出這樣的疑問：財政增收較快是否意味著稅負加重？增收的財政究竟如何支出才合理？究竟該如何看待財政收入規模……
這些看似宏大敘事的政策課題實質上牽系了微觀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不僅需要準確的答案，給民眾釋疑解惑，而且亟須執行上的破題，破解民生上的困境和難題。
以財政征收和稅負的關系論，公眾不解的是：一是稅收增幅大，稅負自然要高，否則公共財政增收部分由何而來？二是既然公共財政增收，就應該反哺民生，實現公共財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那么公眾財產性收入、民生面臨的熱點難題，如醫療、社保和教育投入應該有很好的保障才是，而且居民財產性收入增幅也該有明顯的增長；關鍵是應該和稅收增幅和GDP增幅保持平衡才是，但現實是GDP和公共財政增幅完全跑贏居民收入增幅。
這很不正常，而且更讓公眾困擾的是，中國的宏觀稅負并不高，約在25%左右。按IMF出版的《政府財政統計年鑒》(2008)對2007年全部有數據的53個國家的宏觀稅負進行了計算。這53個國家宏觀稅負平均為39.9%，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為45.3%，29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為35.5%。按這一口徑計算，2007年至2009年，我國宏觀稅負分別為24%、24.7%和25.4%，不僅遠低于工業化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引資2010年8月24日《人民日報》)但《福布斯》雜志提供了另一組相反的數字，該雜志從2000年開始推出了“稅收負擔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的“痛苦只是”僅次于美國。
按理說，中國的宏觀稅負數字不會出錯，但《福布斯》雜志的“痛苦指數”更能引起民眾的共鳴，國富民窮的現實似乎更能佐證《福布斯》的觀點。
內中緣由，只能說中國宏觀稅負的“不高”為公共服務的“低水平”所拉低，民生所期冀的，按照坊間的說法就是“上得起學”、“看得起病”和“養得起老”，而這恰恰體現了公民社會最樸實的民生理想，社會保障體系要健全而且須全覆蓋，公共服務水平應該高質量。而這一切，則表現在“增收的財政究竟如何支出才合理？”上，擴大公共支出，投入民生工程，尤其是加大教育、醫療和社保投入，自然是公共財政規模越大越好。因此，低的宏觀稅負依靠高的民生投入才能發揮出其優越性來。否則，宏觀稅負盡管不高，但增收的公共財政投入沒有轉移到民生工程和提高公共服務層面，公眾自然感受不到稅負不高的好處，反而會品鑒到生活拮據的痛苦感。
還有就是，公眾所關心的稅負，主要是直接稅，譬如個人收入所得稅，減一分就覺得實惠，增一分就意味著痛苦。這也正是公眾對個稅調整異常關心的主因。但目前我國的稅種，直接稅比例不高，間接稅收入在總的稅收規模里占了過半比例。間接稅不直接向民眾征收，但恰恰是無處不在的間接稅(如增值稅)提高了宏觀稅負。
今年以來，包括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強調結構性減稅，其實就是理順稅收結構，對不合理的稅制進行改革，尤其是對不合理的間接稅進行調整，然后輔以民生投入，才能徹底化解稅負不高民生痛苦的尷尬，也才能破解稅收增收跑贏GDP增長的民生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