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
央行數年的工作經歷后，游學歐美師從“歐元之父”蒙代爾，學成歸來創立Nasdaq上市公司—世紀華友，繼而受聘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長，兼任《環球財經》雜志總編，著名經濟學家向松祚最近又有了新的職務——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在4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向松祚在農行的辦公室里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在采訪前，記者還保留著幾年前對他“實踐派”專家的印象，可在一個半小時的采訪后，記者感受更多的是他近年來深入理論研究的學術派風格。從宏觀經濟，到人民幣國際化，再到經濟結構調整，向松祚與記者暢談頗多。
《經濟參考報》：一季度GDP同比增長8.1%，增幅連續5個季度下降，您怎么看未來的經濟增長形勢？政策預調微調是否會加碼？
向松祚：增速放緩是長期趨勢，政策不應該回到數量刺激的老路。
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不是一個暫時現象，而是長期趨勢。這個長期趨勢，既有國際經濟因素，也有國內經濟因素。
首先，全球經濟進入漫長調整期，主要發達經濟體可能10年都難以實現較快的增長速度。主要發達經濟體仍然占全球經濟GDP60%左右。他們陷入長期緩慢增長，由此決定我國出口很難再像以前那樣快速增長。未來能夠維持8%—10%的出口增速就難能可貴了。全球貿易和我國出口放緩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觀。而且，發達經濟體面臨許多重大制度性和機制性問題，短期內無法解決，甚至幾乎沒有解決的希望。譬如債務、赤字、人口老齡化、福利制度僵化、工資制度僵化、保護主義嚴重等等。以上這些從法國總統大選我們就可以看出端倪。
回到國內，中國經濟模式本身也進入瓶頸，發展和增長模式可以說陷入困境。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四大根本性難題；一是內需增長乏力。內需增長乏力是我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二是我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模式也很難繼續發展下去了。雖然許多產業產量世界第一，但多是低成本勞動密集型產業、低附加值、低水平重復競爭。
三是我國經濟體系的全要素生產力提高不快，有些行業甚至處于整體下降態勢。單純依賴勞動力、資金、土地、資源等要素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資源的邊際效率和邊際生產力越來越低。這一現象同樣反映在信貸資金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上。我國銀行總資產和GDP比例、M2和GDP比例、以及銀行貸款和GDP比例，分別達到240%、180%和123%，都是在全世界最高水平之列，依靠貨幣信貸擴張來刺激增長，也不是一個可以長期依賴的模式。
四是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依然不足。所謂經濟內生增長動力主要是科技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內生消費持續增長。前些年我們所依靠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入世紅利基本消失或正在快速消失。上述四個方面決定，增速放緩是不以人的意志轉移，是中長期趨勢。
中國經濟目前處于真正的轉折點。關鍵問題是，能否在經濟放緩過程中完成經濟結構轉型，把經濟結構真正調整過來，能不能把經濟增長轉向最終內需拉動、自主科學創新和全要素生產力的提高，這才是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長期問題。正是基于這個判斷，我認為宏觀政策不能回到數量寬松刺激的老路上去。貨幣信貸擴張的邊際效應已經大幅下降，回到數量型擴張老路的效率和效果都不會理想，負面效果可能大于正面效果。為什么還要回去呢？
《經濟參考報》：如果不連續調降準備金率，央行M2增長14%的目標能否實現呢？是否會影響到增長？
向松祚：年初定的M 2增長目標是14%，但它只是一個參考目標，并不一定非要達到不可。況且M 2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相關性并不是那么高，尤其是在貨幣信貸資金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率逐漸下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不能單純追求增長速度了。調結構、惠民生、制度改革、自主創新應該是我國經濟政策主旋律。
當然，短期宏觀政策預調和微調空間肯定有。譬如存準率有下降空間，基準利率也有下降空間。然而，即使是現有政策工具和手段的預調微調，也應該是結構性調整。譬如說8萬億左右信貸規模的投向結構就很值得研究，肯定不能再大幅度投向“鐵公基”和地方融資平臺了，這是中央和國務院的要求，也是客觀經濟之必需，也是銀行金融機構內在要求。信貸應該更多投向中小企業、創新企業和個人消費。信貸投向對經濟質量影響很大，所以預調微調應該是結構性預調微調。
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多留政策儲備，預留政策空間，為未來預調微調做儲備。預調微調的政策工具很多。不過我想國務院和相關部門運用這些政策工具會非常謹慎和穩健。我們需要評估這些政策的效果，我們不能讓部分市場人士的預期來左右貨幣政策和其他宏觀政策。譬如現在確實有人呼吁政策要大幅度寬松。然而，放松貨幣和信貸，放松房地產調控政策，短期內也許很容易達到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但是負面效果可能極大，甚至前功盡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需要定力，不要受部分市場人士的預期和呼吁所左右。部分投資者、開發商，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希望數量寬松，可以理解。
宏觀政策的選擇是一門非常高超的藝術，要綜合平衡短期和長期、質量和數量、速度和結構、國內和國外、還要考慮地區之間的平衡。不能讓短期增長目標挾持長期政策，顧短期而不顧長期。短期目標必須服從長期目標，經濟增長必須服從改革創新。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是結構調整、制度變革、自主創新和促進內需，不能再遲疑和耽誤了。
當然，許多人擔心增速放緩會影響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確實有，但可能沒有那么嚴重。何況即使我們致力調結構、惠民生，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速就會很低，反而有助于經濟增長。
《經濟參考報》：那么您認為結構調整的重點在哪里？
向松祚：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有五個重點。第一，要以法律約束政府行為、政府權力和政府膨脹，沒有這三個約束，財稅體制改革難以推動。我國經濟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調整政府行為，規范政府邊界，減少政府干預，這個改革并沒有完成。第二，在上述三約束前提下，如何將政府政績考核從G D P增長轉向經濟增長質量、民生保障和自主創新。第三，國家要真正拿出一大筆錢來實施國家創新戰略，真正搞一些明確的大產業。需要有“兩彈一星精神”，選擇三、五個產業，真正站到世界最前列。第四，要制定明確的總體金融戰略，推進全方位的金融創新和人民幣國際化。第五方面聽起來比較虛，其實最重要，就是教育文化要有根本的長遠戰略，文化精神戰略是民族之魂。要激發全民族想象力和創造力，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養，教育需要大改革。
《經濟參考報》：您師從“歐元之父”蒙代爾教授，對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有深入研究，您怎么看待人民幣國際化？
向松祚：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但更需要我們主觀努力，加速推進。許多朋友可能覺得人民幣國際化是對外的事情，是如何走出去，其實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心是國內金融市場和金融創新，走出去和對內放開需要完美協調配合。問題其實很簡單，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外國人也愿意持有人民幣。為什么愿意呢？無非是兩個理由，一個是人民幣可以進行貿易結算，二是持有人民幣可以進行儲蓄和投資。
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挑戰不是貿易結算和離岸市場發展，這方面我們進展不錯，初具規模。最大挑戰是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國內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如果國內金融產品種類不多，金融創新不豐富，流動性不好，就不會有多少人會愿意長期持有人民幣。
對于資本賬戶的開放，大家擔心的風險主要是三個，一是外債太多，二是匯率急劇動蕩，三是外部資金流入投機領域。但我認為這三方面的風險不大。首先，中國外債不多。第二，對于防范資金大量進入投機行業，中國也積累了不少經驗，可以很好管理和控制，不是大問題。第三，匯率彈性是逐步放松趨勢，不是一下子完全浮動。我國資本賬戶開放條件已經成熟，可以加快推進。（記者 劉振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