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指截至去年我國使用心臟支架超65萬個，起碼有一半被“過度使用”
“聽說父親病了，兒子嚷嚷著要去賣腎救他爸的命。”昨日，本報接到市民關女士的報料電話，其前夫唐建通今年7月因為心臟出了問題，需要放入3個支架，花費將近17萬元，這對屬于低保戶的前夫和兒子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為此，她兒子提出要賣腎救父。
事實上，唐先生的遭遇并非個案，昂貴的心臟支架手術如今已經成了常規的治療手段，甚至是某些醫療機構的“搖錢樹”，而心臟支架的使用問題近年來在醫學界也頗受爭議。
日前，我國著名心血管病專家胡大一在第23屆長城國際心臟病學會議上公開發表對我國心臟支架使用現狀的質疑。他指出，截至2011年，我國心臟介入支架的使用量超過65萬個，但起碼有一半的支架用得“不靠譜”。與此同時，有業內人士指出，支架泛濫的背后隱藏著巨大的金錢鏈條，“一個出廠價不過3000元的國產支架，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當中的暴利到底滾入了誰的口袋？又有多少患者真正需要接受心臟支架的介入治療？本報記者就此展開了調查。
案例：3個支架17萬元 兒欲賣腎救父
唐建通今年55歲，7月22日中午，突如其來的一場胸痛把他擊倒。昨日，已經出院的唐建通回憶起發病那一刻說：“撕心裂肺的疼痛，額頭上冒滿了汗珠，胸部痛得生不如死。”
唐建通最后被街坊們送往廣州某三甲醫院，之后進入昏迷狀態。當日15時30分左右，他的兒子唐浩銘在父親的“患者病危通知書”上簽下名字。
7月22日，醫生告訴唐浩銘一個治療方案，說他父親可以進行支架介入手術。“3個支架，進口的需要20萬元，如果是國產支架則要14萬元，因為是低保戶，醫院可以減免3萬元。” 唐浩銘聽后，突然明白了“天價”的含義，“這么多錢去哪里找？”
今年21歲的唐浩銘在佛山南海一家酒吧工作，一月工資僅兩三千元。唐建通則從2007年開始，一直依靠每月530元的低保補助生活。
8月8日下午，經過治療后有所恢復的唐建通，由于無錢交醫療費，只好選擇出院，只開了一些藥在家吃。昨日下午，唐浩銘的母親關女士向記者表示，“聽說父親病了，兒子嚷嚷著要去賣腎救他爸的命。”說到心痛處，關女士語聲哽咽。
現狀：支架成常規治療術令人憂
讓唐建通父子想不明白的是，為何醫院當初下了“病危通知”，說得好像不放那幾個昂貴的支架就會沒命似的，但當籌不到錢做手術時又容許病人出院。“難道這個動輒幾萬一個的支架是可放可不放的嗎？”
事實上，唐建通的遭遇并非個案。近年來，醫學界關于“心臟支架被濫用”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今年2月份，濟南某公司的副總因心梗住院，先后被放進7個支架；還有媒體報道，成都有一位患者被醫院放了17個支架，堪稱罕見。
如今，昂貴的心臟支架手術如今已成了常規的治療手段。在廣州，雖然沒有大規模的統計，但以某省級醫院為例，在心臟支架手術剛進入中國的十幾年前，該院一年最多只能做500～1000例，而到了2010年，此類手術一年就有4000多例。
“很多臨床醫生以此數據為豪，我卻為這些數據的增長感到焦慮，因為這控制不了我國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和致死率。而且更讓人擔憂的是，這些支架有相當一部分是被過度安放和濫用的。”胡大一說。
專家：部分支架被“過度使用”
胡大一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還尖銳地指出，在中國每年幾十萬例的心臟支架手術中，實際上有不少患者是沒必要做這種手術的，一些患者的支架有被“過度安放”的嫌疑。他就遇到過一些“回爐”患者，他們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療的適應癥，卻被置入一個甚至多個支架，由于術后未按時服藥，出現血栓，導致更為嚴重的心肌梗死。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不少心臟科專家認為，支架使用量的增長與我國心血管病發病率的持續增長有關。另一方面，“支架過度安放，也有來自患者的原因。”有關專家指出，很多患者認為吃藥、打針太麻煩，放支架可以一勞永逸，并且能去根，常常自己要求放支架，如果醫生不同意，還會跟醫生吵架。
但與此同時，廣州某三甲醫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也向記者坦承，在心臟支架這個問題上，不排除個別的醫院和醫生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為一些不適合做心臟支架手術的患者植入了支架。
廣東省人民醫院心內科副主任靳立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實際上，心臟支架的植入有嚴格的適應癥，比如患者有明顯的急性冠脈綜合征，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有不穩定的心絞痛。”靳立軍說，相反，如果患者的心絞痛是慢性穩定型的，那么心臟支架手術對這類病人的意義就不大，因為手術獲得的效果和吃藥差不多。此外，對冠狀動脈不同的分支和部位，能否使用支架都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由于這些問題太專業，所以病人往往無法自己做出選擇，而有些醫生則任意擴大支架使用的范圍。比如，按照指南，狹窄程度小于50%的血管不宜使用支架，但臨床上有很多狹窄程度低于50%的血管也被植入支架，還有的醫生為病人植入三個，甚至更多的支架。“最夸張的要數一名成都的患者，先后被放進了7個支架，血管儼然成了鋼鐵長城，前后花了幾十萬。”
調查：高值醫療耗材“黑洞”水很深
廣州市人大代表、資深醫院管理者陳安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近年來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手術中使用的耗材動輒是上千甚至上萬元的“新式武器”：幾千元一塊的骨科鋼板、幾萬元一個的心臟支架……這些耗材在手術中到底該不該用？該用多少？目前我國根本沒有相關使用準則，也沒有相關部門進行監管。
一位從事醫療器械銷售代理多年的行內人士向記者透露，醫療器械價格虛高，問題主要產生于流通環節。原來，這些高值醫療耗材從出廠或者到岸后，往往要經過重重代理才最終經過招標進入醫院，“一款高值耗材從生產廠家出來再到廣州某家醫院，要經過一級代理、華南大區代理、省級代理等多個層級。每一次轉手的加價至少有30%的利潤可賺。”
該人士說，按照有關政策，藥品和醫療耗材進入醫院后，醫院還可以在招標價上再上浮10%~15%，然后再賣給患者。“經過這些利益鏈條的層層包裹，原本一個3000元的國產支架，到了醫院可以變成2.7萬元，一個要價5萬元的進口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這并非什么不可思議的事情。”
此外，新技術需要很大的研發和技術推廣成本，國外產品壟斷市場等也是高值醫療耗材價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思考：醫療耗材怎么用如何監管？
據了解，目前我國物價部門對醫院的監管基本上只集中于醫療價格的加成是否合理，但對這些高價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重復使用的問題，難以監管。而醫患雙方信息的不對稱，令患者無法判斷醫生對手術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
事實上，在歐美等西方國家，醫生在手術中到底該用多少耗材也沒有統一標準。不過在這些國家，病人參加了商業或者社會醫療保險，手術基本由保險公司“買單”，為了杜絕醫院或醫生“亂花錢”，保險公司都會雇請具備醫學知識的專業人士對醫院的手術成本進行監管，所以醫生一般不敢亂來。
聲音：說支架一半被濫用有點太夸張
對于“過度安放”的問題，有醫生認為，這一問題并非中國獨有，在美國也同樣存在。美國哈佛醫學院副教授羅杰·萊姆博士就曾指出，美國每年開展的100萬例心血管介入治療中，起碼有40萬例是沒有醫學根據的。
而大多數接受記者采訪的心臟科專家認為，心臟支架濫用在廣州應該只是個別現象。
目前衛生部已出臺《冠心病介入診療準入制度》，要求各省須設立質量控制中心和冠心病介入培訓基地，醫生須接受培訓并考取資格證后才能開展此類手術。
靳立軍介紹，目前廣東獲手術資質的醫生共有二百多人。“我們相信，具備資質的醫院和醫生是會嚴格遵守心臟支架手術適應癥的，一半左右支架被濫用這樣的說法有點太夸張了。” （文/記者 黎蘅 肖桂來 周浩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