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GDP掉下來了，誰負責？”就在幾年前，當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奔走在省內的各個地市，與當地負責人商談污染減排的話題時，常常被這樣的質疑和不屑給擋回來。
2006年，中央給各地下達了“十一五”節能減排任務，經濟大省山東領回的任務最重，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的減排量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和1.49倍。按照當時山東的經濟結構，要完成節能減排任務，除非把耗能高、污染重的企業都關了。這也是為什么環保廳長四處碰釘子的緣由。
事實上，也就是在這一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的報告發生了變化，一改多年慣用提法，把經濟發展的目標從“又快又好”變為“又好又快”。
雖然只是“好”和“快”的前后順序換了一下，但不管是地方官員，還是學者都已經看出中央導向的變化：以往一味追求GDP的增長方式將要改變，中國經濟需要通過結構調整來尋找一條效益高、環境資源代價小的發展路徑。
張波給省長算了一筆賬，山東化學需氧量的減排任務重，主要是因為造紙行業的污染。但這個行業對全省GDP的貢獻只有三四個百分點，究竟要不要為了這區區幾個百分點的貢獻率就放任造紙行業肆意排污？
環保部門測算過，如果執行最嚴的排放標準，山東全省有80%的企業都不能達標，似乎對行業影響很大。但細分下來，不達標的這80%主要是規模不大、工藝落后的企業，產量僅占全省的30%。而剩下20%的企業，產量大、工藝先進，污染排放量較少。山東省的選擇是，調整行業結構，淘汰落后。留下的標準不再是GDP貢獻率，而是又好又快。
在又好又快指揮棒的引導下，“十一五”期間，山東造紙產量翻了一番，但這個行業化學需氧量的排放量卻削減了58%。山東人把這樣的變化稱為，GDP增加了綠色發展的內涵。
而山東放棄高污染行業，轉尋清潔生產行業的發展路徑只是過去10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的一個縮影。
位于太行山西側的山西省，曾經因為煤炭經濟一枝獨秀，GDP增速位居全國前列，但黑色經濟背后卻是滿目瘡痍的國土、滴血的礦難，所以也有學者把這樣的發展模式稱為“資源詛咒的樣本”。
這個資源大省的變化出現在2010年12月——國家正式批準山西成為 “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國家首次以資源型經濟轉型為主體設立改革試驗區，山西人提出的目標是，要降低非煤產業在GDP中的比例，發展煤化工、新材料等多元的產業體系。
盡管山西背負黑色經濟的烙印已經多年，轉型充滿了艱辛，但只要有了開頭就有希望。
2003～2011年，我國GDP的年均增速為10.7%，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3.9%的年均增速。由此，當今年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速回落至7.7%時，很快有聲音質疑說，“中國奇跡”是否已走到盡頭？也有學者評價說，中國經濟前三季度的表現，表明中國“不再癡迷于想方設法提高增長速度”。
而國內不少學者的共識是，“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只不過相比以往，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改變。如果說國際金融危機以前，機遇主要表現在外部市場需求有助于我們做大、做快；那么，在“后危機時代”，機遇則表現為內部轉型的要求有助于我們調整、升級。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看來，過去10年，我國主動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了積極進展。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國發展方式粗放的特征比較明顯，發展效率總體不高，發展代價過高、過大，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矛盾仍十分突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仍然艱巨。
一些學者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發展方式的競爭。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快構建更具活力，更富有競爭力的發展方式。特別是人口老齡化加快，人口紅利消失，能源資源約束更趨強化等因素都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
事實上，為規避人力、資源等傳統優勢消失后對經濟發展的掣肘，不少地區已經在尋找新的發展模式。經濟先發的江蘇省就提出要率先在全國建成生態省。這個曾經在太湖藍藻暴發事件中吃過停水苦頭的地區，亟待找到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現實的情況是，江蘇人口密度在全國各省中最大，人均環境容量最小，單位國土面積工業污染負荷全國最高。盡管近年來不斷加大治理力度，但污染總量居高不下，社會排污總量仍超過生態環境容量。對江蘇來說，資源環境的約束是當前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約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是開弓沒有回頭箭。
而建設生態省成為引領江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也就是說，未來江蘇各地市在確立自己的產業政策、經濟目標時，都要用生態省的標尺來進行考量。所以，目前，江蘇提出的目標是，“十二五”期間“既要把經濟發展上去，又要把污染總量降下來，為子孫后代留下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最近一段時間，山東省環保廳廳長張波又馬不停蹄地奔波在山東的各個地市，他要和地市的負責人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一方面幫助解決當地的環境問題，另一方面也共同謀劃地方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尋找又好又快的發展路徑。（記者 劉世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