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近日發布的《展望2060：遠期增長的全球視野》報告稱，如果以2005年購買力平價為基準，預計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將于2012年超過歐元區，并將于2016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到2060年，中國GDP將占全球的28%。對于這份報告，中國到底該如何看待“五年超美”這頂“高帽”呢？
金融危機使得全球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西方大國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權重此消彼長，中國正由國際體系外圍進入內核，并成為引領全球經濟走向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根據世界銀行計算，2002-201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持續增加，中國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20%，高于美國，2010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更是達到驚人的50%，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貢獻國。與此同時，中國已經是日本、韓國、東盟、澳大利亞、巴西、智利等重要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是這些經濟體的主要貿易順差來源國。
事實上，去年IMF曾作出過相同的預測：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將在2016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預測顯示，中國經濟總量將于2016年從現在的11.2萬億美元上升至19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8%；美國經濟總量將從現在的15.2萬億美元增至18.8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的份額滑落至17.7%。
所謂購買力平價(PPP)，是指兩種或多種貨幣在不同國家購買相同數量和質量的商品和服務時的價格比率，也即測算出兩國居民的實際購買力。購買力平價計算單位為國際元（ICU），它是以美元為基礎，即1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為參考基數，也就是說1國際元相當于1美元在美國的購買力，其他國家與美元購買力進行比較。比如，根據IMF公布的數據，2011年底，美國的GDP是15萬億國際元，中國GDP為11萬億國際元，幾乎與美國相差無幾，但如果根據實際匯率核算，中國2011年實際GDP為7.3萬億美元，顯然按照購買力平價和實際匯率的兩種算法有著非常大的差距，前者顯然存在明顯“高估”的傾向。
其實，“高估”的背后除了對中國超預期增長速度和活力的驚嘆外，更多是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多的義務和責任。近幾年，與“中國崩潰論”相對的“中國趕超論”、“中國獨秀論”也不絕于耳，這些論調背后都遵循著一條主線——夸大中國的快速發展，對中國的崛起保持戒備。對此，我們應懷著客觀理性的態度去鑒別和對待。
近兩年，從順差責任到匯率責任，再到碳排放責任，西方開始頻頻拋出了“中國責任論”。隨著近二十年來經濟全球化的逐步展開，全球分工中“低收入國家生產、高收入國家消費”的格局自然造就了發展中國家要為全球低端制造環節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買單。發達國家憑借技術、標準和軟件的壟斷，占據價值鏈的制高點，而將高排放量的產業或是產業的低端制造環節轉移到中國，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碳轉移的最大陣地。有關數據說明，中國每年僅這種產業轉移造成的碳轉移高達12億噸，占中國目前碳排放總量的近20%。中國承擔了全球減排的大部分責任，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利益補償，反而被發達國家制造的種種“環境威脅論”、“中國責任論”包圍。
在這場全球秩序的重構中，變化中的中國，如何看待、定位自己的國際形象，如何選擇對世界的責任方式，必須有更深層次的思考和更清醒的認識。從整個全球現代化進程來看，中國仍處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這是全球現代化進程歷史比較的結論，一時經濟總量的變化，改變不了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現狀。中國的大國責任與角色定位，應該建立在這一客觀事實基礎之上。中國經濟社會中仍有諸多失衡因素，人均GDP只是發達國家十分之一，資源匱乏、經濟結構性問題突出，社會發展仍處于現代化中期，公共福利事業有待發展和完善，國際核心競爭力不強，這些問題都決定了中國還將經歷巨大的成長考驗。
從全球結構調整的角度看，盡管我們已經在調結構方面開始起步，要著力擴大內需市場，壓縮過剩生產能力和爭取新興產業市場空間，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很可能經歷外需停滯不前而內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轉型陣痛。成長中的中國，規模和總量越大我們面臨的內外矛盾越多，治理起來更復雜，但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即將進入一個國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轉型期和陣痛期，中國的經濟增長要由數量型增長向質量型增長轉變，這比規模超越更具有里程碑意義。（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 張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