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瓶頸期，未來存在很大不確定性。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認為，只有改革才能挖掘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政府改革或政府職能轉變成為今后各項改革能否推進的關鍵，以財政改革來推動政府改革和社會改革，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點。
《經濟參考報》：近幾年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下滑的現象。傳統的各種紅利正在慢慢消失。據此有人判斷，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瓶頸期，未來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還有哪些新動力？
劉尚希：首先，對于中國經濟我有兩個判斷。
一個判斷是中國經濟支撐力量正在從物質資本轉向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在起步階段，物質資本短缺是最主要因素。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注重招商引資，主要是解決資本短缺問題�，F階段，中國不缺錢，資本已經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現在主要的制約因素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而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跟物質資本不一樣。雖然我們可以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和高端人才，但是這只是少數，主要還要靠內生，靠我們自己。人力資本要靠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勞動技能的提升、創新意識的增強才能獲得。
現在我們的經濟發展雖然已經到主要依靠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作為動力的新階段，但是還要看到，我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實際上是不足的，這會嚴重制約今后企業轉型升級、技術產品以及商業模式創新，給未來經濟增長帶來不確定性。
另一個判斷是中國的發展難度在成倍增加。從低收入國家躍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相對容易，而要從中等收入國家再躍入高收入國家非常難。各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會大大增加。改革、開放、發展的難度會同時擴大和上升。大家都同意改革，但是怎么改，還說不清楚。現在的情況和原來不一樣。這點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要認為今后的發展難度和過去是一樣的，這可能會造成誤判。
毫無疑問，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在擴大。改革的目標、路徑、共識、結果，都具有不確定性。
首先，改革到了深水區，繼續沿用過去以問題為導向的改革方式，有問題出來了就改革的道路已經行不通�，F在需要一種理性引導、風險導向來推動改革。風險在哪里就改哪里。這就意味著改革方式要轉變。
第二，開放具有不確定性�，F在全球化的成本和風險不斷擴大。以前認為，全球化對中國有好處，現在到了一個轉折點。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產品的出口已經受到極大限制。
第三，發展具有不確定性，下一步該如何發展。從投資主導到消費主導，從出口導向到消費導向，建設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這都是非常復雜的問題。我們已經意識到要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但是怎么轉變，沒有一個標準答案，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探索。
《經濟參考報》：前幾天，李克強副總理談到“深化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這為我們今后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作為財稅體制研究領域的專家，您認為，財政制度改革在今后改革中應該扮演一種什么角色？
劉尚希：國家制度是由各項制度構成的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財政制度處于基礎性地位。這個基礎如果不發生變化，豎立其上的任何制度都難以改革。
現在改革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十二五”時期的改革包括了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是多位一體的全面改革。無論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還是社會改革，財政改革依然要先行。財政不只是簡單地收錢和花錢，而是涉及到市場運行，更涉及到政府運行和社會運行，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安危。例如，作為財政核心的預算，其本身就是約束政府活動范圍和方向的最重要工具，預算改革同時構成了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公共服務的提供，不只是財政花多少錢這樣一個核算問題，而是構成社會利益關系的一部分，與社會公平正義直接聯系在一起。
新時期的財政制度，不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也是建設服務型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此而言，財政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社會改革的基礎。以財政改革來全面推動政府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當前約束條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點。
《經濟參考報》：具體應如何來改？
劉尚希：如果說過去的財政改革主要是為經濟改革服務，那么，新時期的財政改革則應定位到主要為社會改革服務。
社會改革包括兩方面：一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二是社會與市場的關系。經濟改革的指向是經濟效率，社會改革的指向則是社會平等。經濟改革是屬于生產方式的改革，解決財富創造的動力問題。社會改革屬于利益分配方式的改革，解決社會財富支配、使用和消費中的公共性問題。整體看，社會改革比經濟改革更復雜，難度更大，而又無現成的模式可尋。而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實現共同富裕，即社會財富的基本消費平等化。我國社會財富總量已經大大增加了，但在社會層面卻反映出社會財富消費嚴重不平等，消費差距擴大，并已經大于收入差距。公共消費是縮小社會差距的重要途徑。社會改革的目標，一方面，是增強政府在公共消費中的作用，尤其在健康消費、教育消費、環境消費、生存性消費等方面歸位；另一方面，是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消費中的作用，讓社會組織在健康、教育和環保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僅通過政府，而且通過社會自身來縮小社會財富支配和使用中的差距，促進消費權利的社會平等。
公共消費的作用，不只是有助于社會平等與社會和諧穩定，還為經濟改革的深化和經濟增長提供直接動力。所以，從系統論觀點來看，新時期財政改革為社會改革服務，也可以說是換一種方式在為經濟改革服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創造社會條件。
政府改革或政府職能的轉換，是我國“十二五”期間各項改革能否推進的關鍵。隨著社會改革成為新時期改革的重點，政府的社會職能轉換則成為新時期政府改革的主要內容。財政改革也相應體現在社會領域，為政府改革服務。財政作為政府存在和活動的基礎，對政府活動發揮基礎性作用，也發揮著約束性作用。也正因為這一點，財政改革對政府改革具有雙重性：既可以促進政府改革，也可以拖延政府改革。
因此，財政改革的主動性就顯得十分重要，尤其在政府改革難以正面推進的情況下，其作用是其他任何改革無法替代的。未來財政改革應放到國家公共治理的核心位置中來。（記者 金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