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源頭不在于再分配，三次分配，而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涉及政府、資本和勞動者三個主體，核心在于政府減稅、資方讓利、勞動者所得提高，因此必然要對既得利益進行“切割”。
可能被延期的整體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牽動人心。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而初次分配則居于最基礎和最核心的地位，當然也是解決起來難度最大的一環，是最難啃的“硬骨頭”。
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備受國人矚目，是因為近些年來，收入分配不公和不平衡問題已經影響到了經濟的良性發展。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近十年我國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目前，中國基尼系數為0.5左右。
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調查數據也同樣驗證了我國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調查數據顯示，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時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時的9.2倍，而目前這一收入差已達到驚人的20倍之多，貧富分化擴大造成中國社會“兩頭大，中間小”的凹陷。
那么，收入分配差距到底為何越拉越大？本質而論，中國收入分配失衡的源頭不在于再分配，三次分配，而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涉及政府、資本和勞動者三個主體，既需要調整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又需要調整市場中資本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核心在于政府減稅、資方讓利、勞動者所得提高，因此必然要對既得利益進行“切割”。
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總量和結構看，收入分配長期偏向于政府、企業，而居民收入增長滯后、比重偏低，這是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最重要原因。
近年來，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甚至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造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勞動力價格計量嚴重脫離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量的勞動價值。在強資本弱勞動的勞動關系格局下，完全依靠市場調節勞動者與資本之間的利益分配并不現實，必須通過強制性改革加以改變。未來的收入分配改革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勞資關系，改變工資上漲嚴重滯后于國民收入上漲的局面，使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發生深刻性變化。
就現在的情況而言，靠低勞動力取得的高貿易順差并沒有真正獲得高收益。按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計算，消費者支出的88.5%其實花在了“美國制造”上，包括占消費支出大頭的服務費用。事實上，美國消費者的支出中只有 2.7%花在了中國制造的商品本身上。我國企業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向下競爭”已經在不斷惡化我國的經濟環境，對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極為不利。
未來5-10年是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區的關鍵時期，中國不僅需要淺犁還需要深耕。因此，對于整體收入分配改革來講，必須改變近些年來“重資本輕勞動”的現狀，把解決初次分配，平衡政府、資本和勞動者三方主體關系，作為推進整體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當然，除初次分配外，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需要有所作為。需要政府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各種公共產品的服務，彌補貧富差距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特別是要打破資源和權力壟斷，改變對公共品提供的優先次序，加大教育制度、就業制度，以及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構建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為低收入階層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動的機會。當前，解決收入分配唯有進行全局性的制度改革，才能有效緩解，但這絕非易事，必須有更大的勇氣和魄力。(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張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