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曬家底”往往吃力不討好，但廣州市卻公開亮出了“欠賬單”。
12月25日，在廣州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上，該市審計局副局長馮慧光在《關于廣州市地方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的報告》(簡稱“《報告》”)中說，“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為2414.03億元，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1786.15億元。”
“對于廣州這樣的沿海發達城市來說，這樣的債務水平顯然不高。”區域經濟專家徐長樂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也就是說，廣州仍能在可控前提下發行一定的地方債，進一步快速地發展地方經濟。”
徐長樂同時認為，廣州公開曬出自己的地方債務賬本，或能起到一定的示范和積極意義。可以猜測，未來更多的城市可能會公布自己的地方債務水平，這實際上也符合政府公共決策透明化的趨勢。
廣州首曬賬本
據上述《報告》介紹，廣州市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最早發生在1984年，1987年開始舉借內債，1997年以來，廣州市地方政府性債務呈逐年增長趨勢。1997年初債務余額40.68億元，2010年末債務余額增至2474.54億元。
2011年末，廣州市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為2417.26億元。到了今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為2414.03億元，再次比2011年減少了3億元左右。
“雖然不能判斷債務量這兩年持續下降，到底是有意控制，還是自然之舉，但是從債務占比GDP的情況看，廣州的負債水平并不高。”徐長樂認為，未來，廣州仍可有計劃地規劃自己的發展方向，在建設方面，也不會出現資金極度緊缺的狀況。
廣東媒體也介紹，截至2011年末，廣州市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的總體債務率為69.49%，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的總體償債率為15.45%，“均低于國際公認的100%債務率和20%的償債率的警戒線標準，風險總體可控”。
不回避問題
不過，《報告》同時提出，在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閑置半年(含半年)以上資金共10.05億元，資金閑置期間累計支付利息就高達0.41億元。《報告》還稱，“個別融資平臺公司抽逃資本。2003年至2004年，縣級市的2家融資平臺公司將注冊資本金全部抽逃，涉及資金1億元。”
審計發現，“2010年末，廣州市本級和4個區(縣級市)未按規定對本地區債務實行財政統一歸口管理；市本級和區(縣級市)全部未按規定制訂政府性債務風險指標，且未建立債務風險評價預警體系和風險控制機制。全市有5個區(縣級市)未按規定建立政府外債還貸準備金或其他政府性債務償債準備金。”
對此，廣州市審計局對媒體建議，“對于地方政府性債務要合理化解存量債務，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統一政府性債務歸口管理部門。特別是要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職能界限，防止大包大攬和越俎代庖。同時改進領導干部業績考核辦法，增加涉及債務考核的相關指標。”
“問題固然需要重視，但可喜的是，廣州市在公布債務的同時，并不回避發生的問題。”徐長樂說，“城市的經營與發展，不能光靠政府，也需要公眾和媒體的監督，更需要考慮公眾的意見等。”
應更大膽探索
可查資料顯示，目前除了廣州公布了債務，廣東省官方和佛山市的南海區對外透露過自己的地方債規模。
去年10月6日，佛山市南海區披露，至2011年8月底，南海區的政府性債務余額為207億元，其中，水利9.8億元，市政25.7億元，交通36.4億元，公資系統115.1億元，省統貸貴廣(南廣)鐵路貸款南海區承擔部分5.6億元，市統貸廣佛軌道貸款南海區承擔部分15.5億元。
“廣東一直是中國先行先試的區域，他們能公布地方債的情況，并不意外。同時，明確債務規模，有利于城市下一步的規劃，避免重復的資源建設。”徐長樂說，“但我們的反問是，他們公開亮出家底的舉措，是不是能起到示范作用？是不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效仿他們，公開自己的地方債規模？同時，有關部門是不是能在廣東某地建立相關的試點區域，公布每年、甚至是每個季度的地方債規模等。”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在媒體上撰文稱，廣州能在全國較早對地方債實行人大監控，不再遮遮掩掩，就是一種進步，“今后如何根據國家的改革計劃，將地方債從以融資平臺的隱性債務轉化為地方債券式的顯性債務，并因此使監控從政府內部轉向人大再轉向社會公眾，廣州不妨更大膽地探索”。(《國際金融報》記者 黃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