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醞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應對用工短缺矛盾

　　今年2月1日，江蘇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4月1日，上海、浙江跟著上調，廣東、深圳也宣布即將上調。這對我市勞動力和人才就業有何影響？武漢該如何應對？連日來，記者進行了深入采訪。

　　去年以來，剛剛從金融危機中緩過氣來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企業，訂單大量增加，而一線員工嚴重短缺。今年春節前后，缺工異常嚴重，企業使出渾身解數到處“搶人”，手段之一，就是在政府最低工資標準尚未上調的情況下，先行提高企業員工的最低工資標準。

　　一些有識之士經過反思，大聲疾呼：“人口紅利”趨向枯竭，“短工”(用工短缺)時代已經到來，隨著物價上漲、生活成本的增加，低工資對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越來越小，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或許是緩解缺工燃眉之急、拯救“世界工廠”的一著好棋。

　　今年2月1日，江蘇省在沿海地區率先上調最底工資標準：一類地區從850元上調到960元，二類地區從700元上調到790元，三類地區從590元上調到670元。上調幅度均超過12%。

　　4月1日，上海市將最低工資標準由960元上調到1120元，增加數額為歷來之最。浙江也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其中最高一檔由原先的960元上調到1100元。

　　長三角地區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給珠三角帶來巨大壓力。許多企業擔心，如果再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珠三角的吸引力會大大降低，在與長三角的“搶人大戰”中將落下風。

　　在此背景下，珠三角地區也排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時間表：

　　5月1日，廣東省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全省平均提高21.1%，廣州市由860元上調至1030元，珠海、佛山、東莞、中山等二類地區，將由770元上調至920元。

　　7月1日，深圳市也將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今年“用工荒”中，沿海地區和武漢對一線員工、特別是生產線普工的爭奪十分激烈，而普工的來源大部分是農民工。沿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對我市農民工的流向會不會產生明顯影響？

　　市人力資源市場高級職業指導師李永洪認為，對我市農民工的影響今年不會很大。因為農民工求職高峰在2-3月份，到現在，農民工該外出的已經外出，該穩定的也已穩定下來。

　　武漢騰飛勞務服務公司總經理張軍也認為，沿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今年對武漢農民工的沖擊有限。不過，到了明年，最低工資標準均已上調的沿海地區，薪酬差距與武漢會進一步拉大，這對出門打工就是為了多掙錢的農民工來說，會有不小的誘惑力。如果我市今年不及早應對，在明年春節后的“搶人大戰”中，很有可能被動。

　　技工人才可能“東南飛”

　　記者采訪得知，武漢資深人力資源人士普遍認為，沿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會加劇我省和武漢地區技工人才向沿海的流失。

　　武漢騰飛勞務服務公司總經理張軍告訴記者，前幾天他到安陸市職業中專學校調查摸底，得知該校每年電子、機電、鉗工等專業的畢業生有1000余人，但選擇到武漢就業的，只有100人左右。絕大部分新增的技工，流向了沿海地區。其主要原因，就是沿海地區工資比武漢高。同樣，位于陽邏的武漢媧石技校，今年畢業生有800多人，只有100多人愿意留在武漢。他擔心，如果武漢今年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薪酬差距拉得太大，明年愿意留在武漢的技工會更少。

　　愛帝集團人力資源總監陳盛祺稱，在今年的搶工大戰中，他們最頭疼的事情，就是沿海一些企業，紛紛把手伸到了武漢的中專、技校和職校，預訂畢業生。其“銀彈”攻勢銳不可擋。如武漢有一家縫紉培訓學校，愛帝去招人，承諾學校每推薦一名畢業生到該公司工作，就給學校200元獎勵。然而，沿海企業給的更多，每介紹一人去，就獎勵800元！面對這一情形，他們只能無奈地搖頭嘆息。

　　對武漢大學生就業是利好

　　沿海地區紛紛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對武漢大學生就業有何影響？

　　市人力資源市場高級職業指導師李永洪認為，沿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雖然主要是針對勞動力，但對武漢的大學生會有好處。最低工資上調，必然拉動當地各行業工資上調，從而帶動社會平均工資的上揚。因為行業與行業，崗位與崗位之間，會保持一個合理的工資差距，最低工資上調后，這個差距也會重新進行調整。沿海社會平均工資高了，對大學生是件好事，會加速人才向沿海流動，促進大學生就業。

　　省人才中心常務副主任朱世榮也認為，湖北和武漢的高校畢業生較多，每年就業壓力很大，省市都鼓勵大學生到外地工作。為幫助大學生就業，該中心每年還要專程前往沿海地區搜集就業崗位。如果大學生能主動去外地就業，這對緩解大學生就業難是一大利好。

　　4月2-3日，本報與華中人才聯手，對1000多名求職者進行了問卷調查。

　　調查顯示：33%的大學生求職者期望月薪為1500-2000元；43%的人期望月薪應為2000-3000元；19%的人期望月薪在3000元以上。只有5%的人，期望月薪在1000至1500元。這意味著，期望月薪在2000元以上的大學生求職者，總共占了62%。而在去年，武漢部分人才市場調查的結果，多數大學畢業生對沿海地區的月薪期望值為1500-2000元。

　　這表明，沿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使得大學畢業生對薪酬的心理預期上升。

　　武漢醞釀上調最低工資

　　記者從各種渠道了解到，眼下我市正在醞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以應對用工短缺的矛盾。

　　我市上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2008年，這是自1999年以來第五次上調。根據國家《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調整一次。到今年，距我市上次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正好滿兩年。

　　今年2月底，國家和省、市發改委到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調研時，就有人力資源專家建議：盡快上調武漢的最低工資標準，以應對缺工矛盾。專家建議，武漢最低工資標準上調的周期應該縮短，不應非得兩年調整一次，而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最好一年調整一次，實在有必要，一年上調兩次也未嘗不可。當然，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是一件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綜合考慮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工資水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等多種因素，調整之前，必須作充分的調查研究和測算。

　　大企業淡定、中小企業緊張

　　本報與華中人才調查了近百家企業。35%的企業認為，武漢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對不少剛剛走出金融危機的企業，會產生一定的成本壓力。但65%的企業認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后的工資成本，在可控范圍內。

　　事實上，在今年春季的“用工荒”中，我市不少企業在政府尚未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下，已經自行提高了員工的最低工資標準。如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某啤酒企業，最低工資已由去年的816元，上調到了今年的1000元。愛帝集團的計件工資，平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0%。不同崗位的最低工資，比去年提高了200至700元。如去年春季，初入行的車工最低月薪只能拿800元，今年可拿到1000元；熟手去年最低只能拿2800元，今年可拿3400元。“我們員工的最低工資已遠遠超過武漢最低工資水平，跟沿海服裝企業的工資差距也不大，我們沒什么可擔心的。”該集團人力資源總監陳盛祺稱。

　　而一些中小企業就沒有那么輕松，不少企業擔心，員工社保費、公積金參照最低工資標準，這些支出會大大增加。這對員工是個好消息，但對利潤較薄的中小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是筆不小的負擔。

　　此外，有些中小企業淡季時生產不飽和，會讓員工休假，只拿相當于最低工資標準的月薪。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后，企業的淡季薪酬支付也會水漲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