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9月我國在上海設立了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5年來，自貿試驗區的數量由1個增加到12個；設立地區由東部的上海，拓展到東中西部12省市；覆蓋國土面積由最初的28.78平方公里擴大到目前3.67萬平方公里；構成形式也由11個“一區多片”模式升級為海南省全域型模式。5年來，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和發展的巨大成就逐步顯現，制度創新領域取得的大量成功經驗不斷在全國范圍內復制和推廣，對于推動我國改革和開放發揮了引領、示范作用，對于輻射和帶動周邊經濟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對于彰顯我國擴大對外開放的信心和決心產生了重要影響。

　　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投資管理制度是我國自貿試驗區所具有的創新意義的成功范例。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長期實行外資管理的審批制和核準制，與全球多數成熟市場國家的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相比，在開放水平和透明度方面存在較大差距。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隨著發達國家主導的TPP、TTIP等高水平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迅速推進，我國面臨著進一步提升參與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的巨大壓力，開始加快和伙伴國之間商簽貿易和投資協定談判進程。2012年重啟中美投資協定談判就是其中一項重要政策選擇。當時，美方提出了以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原則作為談判基礎，這對于中國來說還是第一次。在這一背景下，以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為核心的外商投資管理制度改革試驗首先開始在2013年設立的上海自貿試驗區內實施，并在隨后建立的其他自貿試驗區內全面展開。按照這一制度創新，自貿試驗區依據負面清單對外資準入進行管理，凡是不在負面清單限制范圍之內的外商投資項目，一律由審批或核準制改為備案制。

　　負面清單中特別管理措施的數量多少是衡量外資準入開放程度的重要標志。2013年上海第一版的負面清單一共有190條特別管理措施，以后逐年壓縮，2018年12個自貿試驗區統一實施負面清單已經壓縮到45條，外資準入的開放度大幅提高。另一方面，相配套的備案制改革還顯著提升了投資便利化水平，外資企業注冊登記所需時間由改革之前的30天左右，減少到3至4天。這些變化使得自貿試驗區成為吸引外資的“強磁場”。以2016年的統計為例，上海、廣東、天津和福建等4個自貿試驗區以二萬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吸引了全國十分之一的外商投資。

　　2016年9月，全國人大修訂有關外商投資法律，在全國范圍內復制和推廣自貿試驗區的成功經驗，正式全面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的外資管理制度。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在2017年公布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基礎上，2018年6月公布了全國版的負面清單，特別管理措施僅有48條，使我國對外商投資準入開放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2018年以來，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資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拖累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我國1—10月實際利用外資仍實現同比增長3.3%，其中自貿試驗區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10.5%，充分顯示了外資準入管理制度改革對提升引資競爭優勢的重要作用。

　　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自貿試驗區開放創新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在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貿試驗區版負面清單與全國版相比并無太大差別，難以彰顯自貿試驗區的試驗田作用。二是全國的自貿試驗區仍在按照統一的負面清單進行外資準入管理，結合地方特色和風險防控能力給予合理調整的空間十分有限。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的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首屆進口博覽會開幕式的主旨講演中也強調：“中國將支持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改革創新，持續深化差別化探索，加大壓力測試，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試驗田作用。”因此，如何進一步提高壓力測試水平，破解統一版負面清單帶來的政策局限，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新課題。筆者建議，在參照國際上開放水平最高投資準入標準（如TPP）制定我國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的基礎上，為自貿試驗區提供適合自身優勢和發展定位需要、“量身定做”的投資準入負面清單。為此，相關部門和地方還須加大協同改革的力度。

　　（作者：趙晉平，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原部長、研究員，國研智庫特邀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