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和吸引力，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精神支撐。就具體內容而言，中華傳統文化在思想觀念上，主張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和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民生理念；在人文精神上，崇尚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和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在道德規范上，強調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和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尚。

　　核心思想理念

　　就思想觀念而言，中華民族在國家治理和建功立業中強調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和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民生理念。

　　《周易·雜卦傳》講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參同契》中“御政之首，鼎新革故”，進一步強調了通權達變、除舊布新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觀念要求人們在治國理政中順應時勢的發展變化因革損益、與時偕行。商湯的銅盤鐫刻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銘文，《詩經》對文王之德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贊頌，由此可見順時應化、革故鼎新的思想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精神傳統。具體到治國實踐上，春秋時期的管仲改革、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北魏時期的孝文帝改革、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均展現出勇于改革、應時創新的氣魄與實行。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潮中，與時俱進、除舊布新是抓住新機遇、迎接新挑戰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全面深化改革的創新精神與優秀傳統文化的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精神理念一脈相承。

　　傳統治國理念認為良好的政治統治必須實行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民生舉措，使廣大人民過上安定富足的生活。《尚書》將為政之道總結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管子》強調“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孔子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作為圣人治國的重要目標，孟子更是詳盡論述了“制民以恒產”的王道政治。在惠民利民的民生思想影響下，古代有遠見的政治家無不注重愛惜民力、養護民生，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實現了盛世的長治久安。新時代中國的民生理念不僅僅是在維護社會秩序的目標導向下養民安民，而是在根本政治立場和發展方向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追求，始終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應該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民立場是對古代民生理念的升華和超越，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與古代民生理念相結合的新成果。

　　中華人文精神

　　就人文精神而言，中華民族強調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和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

　　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色，代表了中國人典型的處世方法，體現出中華民族“尚和戒爭”的民族性格。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去同取和”的政治原則，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這里，“和”代表包容多樣性和差異性基礎上更高級別的統一，“同”則是無差別的同一性。春秋時期，晏嬰進一步用羹湯和奏樂的比喻對“和同之辯”進行闡發，認為“和”與“同”的差異就像羹與水的區別，前者由多種事物相互配伍、調劑而成，后者則是“以水濟水”的簡單重復。在這種和而不同的思維方式下，中國人在為人處世和政治治理中強調求同存異、互補互濟。我國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實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體現出在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下加強社會各種力量的協調合作、和衷共濟的政治制度安排，從而有效避免了黨爭紛沓、社會撕裂的危險。

　　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華傳統文化主張“人文化成天下”，不慕浮華辭藻，而主文以載道、以文化人。早在孟子那里就已明確區分“道勢之辨”，認為現實世界雖有很多客觀形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亦需以應然理想之“道”引導人生歸于正途，避免隨波逐流、迷失方向。在此理念下，傳統文化注重“以文化人”的教化原則。孔子認為君子教化民眾如同“風行草偃”般自然而有效，孟子主張“以德服人”，使人心悅誠服、內在認同。周敦頤推崇“師道”，認為其重要意義在于通過“圣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張載認為人應當通過學習與工夫“變化氣質”、克服偏私。在實踐中，儒家通過經筵侍講、上書封事、舍身抗諫等途徑規勸君心，亦通過宗族祭祀、創設鄉約、書院會講等基層鄉治實踐教化百姓，起到了化民成俗、和諧鄉里的良好作用。今日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是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核心價值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契合，與中華民族正在進行的奮斗和時代問題相適應，是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以文化人的精神力量，是促使全體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進的重要穩定器。

　　中華傳統美德

　　就道德規范而言，中華民族崇尚精忠報國、振興中華的愛國情懷和崇德向善、見賢思齊的社會風尚。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始終是激勵我國各族人民自強不息的強大力量。傳統知識分子歷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奮斗目標，展現出深厚的家國情懷。從屈原的上下求索，到岳飛的精忠報國，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傳統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在前赴后繼的報國實踐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的一系列抗爭更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集中呈現。當代中國，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書寫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新篇章。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鮮明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強調道德是人之為人的重要特征，講究崇德向善、見賢思齊。古代士大夫把“立德、立功、立言”當作“人生三不朽”的人格目標，尤以道德成就為其中的首要價值。傳統社會習慣以道德水平的高下區分人生境界的高低，以仁愛善良的人為君子，以奸佞狡詐的人為小人，主張人生在世應當效法圣賢、志為君子。孔子講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圣賢作為人群中的德行高尚者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在古代鄉里社會受到百姓的愛戴，甚至可以濟世救民、斷案折獄。漢代任命民間德高望重者為三老，主管鄉里教化，被譽為“眾民之師”。宋明時期的賢能士紳、鄉約領袖亦往往起到立身垂范、德潤鄉里的作用。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涌現出的道德模范是新時代崇德向善的楷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忠實踐行者，各個領域的行業精英、新鄉賢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了重要力量。

　　（作者系天津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