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列寧《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

　　《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是列寧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口授的一篇具有綱領意義的重要文章。在這篇不到3000字的短文中，列寧總結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批駁了普列漢諾夫、考茨基、蘇漢諾夫等人借口俄國缺乏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來否定十月革命的論調，科學回答了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應不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根本性問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學說，為后人研究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問題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

　　革命時刻要有極大的靈活性

　　十月革命讓俄國走在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前列，但落后的經濟文化，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也對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提出了嚴峻挑戰。十月革命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還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站在不同的立場，人們給出了各自的答案。

　　普列漢諾夫聲稱，“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面粉”，工人階級在還沒有準備好之前就奪取政權，只能意味著“把它推上最大的歷史災難的道路”。考茨基也打著經濟分析的幌子攻擊十月革命，認為俄國并不具備社會主義在物質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條件。他將十月革命比喻為一個懷孕婦女瘋狂萬分地猛跳而引起的“早產”，預言這樣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孟什維克黨人蘇漢諾夫也站在了批評十月革命的立場上，他撰寫了7卷本《革命札記》，記述了俄國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歷史，指責列寧缺乏對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前提”的分析，斷言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

　　面對蘇漢諾夫等人對十月革命的責難，列寧給予了針鋒相對的回答。列寧提出，“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這是“無可爭辯的”。然而，用這個論點來否定十月革命的人，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十足的改良主義者。毫無疑問，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經濟發展的一定歷史條件是社會革命的前提。但在同時，他們也強調，社會革命并不是單純的經濟過程，而是各種特定的主客觀條件交互作用的產物。把經濟因素說成是歷史過程中的唯一決定性的因素，只會“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

　　列寧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俄國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也造就了能夠實現“農民戰爭”同工人運動相聯合的條件。“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他們必然要奮起斗爭，不失時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照抄照搬資本主義在西歐發展的道路。

　　相比之下，蘇漢諾夫等人雖然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用以反對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金科玉律”，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只是一些教條主義。“他們對過去的盲目模仿”，“一談到稍微離開一下德國的榜樣”也要持保留態度。究其根源，在于他們一點也不理解“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對馬克思的“在革命時刻要有極大的靈活性”這個指示，他們完全不理解，甚至沒有注意到。

　　用革命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前提

　　人類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引起的。沒有生產力的發展，各種社會形態的依次更迭是難以想象的。與此同時，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既要從世界歷史的普遍聯系，而不是單獨一個國家出發去考察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又要重視某一個國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具體狀況，避免抽象地談論生產力發展水平高低與社會革命的關系。顯而易見，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過程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

　　蘇漢諾夫等人認為十月革命不應該發生，而且認為不應早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的結論，其原因就在于他們只是機械地、形而上學地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法。他們只看到“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發展在西歐發展的這條固定道路”，并以為這就是世界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沒有認識到歷史發展是一般性和個別發展階段特殊性的統一。“他們根本不相信任何這樣的看法：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

　　當然，列寧肯定俄國可以改變一下歷史發展順序，并不等于說他忽略了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恰恰相反，他始終高度重視這個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強調利用政權的力量發展生產力，用革命為建立社會主義創造客觀經濟前提。他提出了“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命題，強調“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會滅亡”，認為“只有當國家實現了電氣化，為工業、農業和運輸業打下了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

　　針對蘇漢諾夫等人的批評，列寧質問道：“你們說，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許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的呢？”“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斗，然后便見分曉。”回顧十月革命以來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列寧指出，我們“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約或新經濟政策等等這樣的發展中的細節（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細節）。現在已經毫無疑問，我們基本上是勝利了”。

　　東方國家革命將帶有更多特殊性

　　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會具有不同的特點。馬克思在晚年的思考中批判了那種將他的西歐資本主義起源論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觀點，強調不能夠用西方經歷過的過程來強制規范經濟落后國家，尤其是東方社會的發展。列寧也在論證十月革命必然性的同時，將目光投向了比俄國更加落后的東方國家。

　　列寧將俄國定位于西歐和東方國家之間的國家，指出俄國國情決定了俄國革命有別于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同時，由于東方國家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因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后，列寧在探索落后國家革命問題時提出的關于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等觀點，揭示了東方國家革命的特殊性。而對于以蘇漢諾夫為代表的那些人來說，由于他們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東方國家革命的這些特殊性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了列寧的預言。立足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中國共產黨制定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和綱領，走出了一條獨特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大改造”創造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平改造的先例，在中國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

　　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發展歷史辯證法的闡釋至今依然富含生機，充滿活力。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繼續書寫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依然要求我們堅持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崔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