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青年論壇】

　　以青春之奮斗創造青年之獲得

　　——獲得感的時代內涵與青年群體獲得感的提升路徑

　　編者按

　　衡量民眾對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狀況，獲得感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心態指標。近年來，“獲得感”這一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不僅引起民眾的強烈共鳴，而且也得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本版組織幾位學習、研究社會心理學的青年學者、學生，從對獲得感概念的理解切入，結合相關社會現象、理論探討、調查數據以及青年群體特征，圍繞獲得感的時代內涵、獲得感的影響因素與變化趨勢、提升青年群體獲得感的可能途徑與形式等展開對話，以期對深化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與談人

　　呂小康 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譚旭運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劉森林 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講師

　　主持人

　　付春野 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博士研究生

　　　1.“獲得感”是用中國概念詮釋中國體驗的典范

　　主持人：作為一名心理學專業的在讀博士生，“獲得感”一詞給我的感覺有點復雜。從直覺上，這是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和時代特征的本土化概念，很接地氣，但是在心理學理論尤其是西方心理學理論中，卻很難找到直接對應的概念，似乎難以準確把握它的學術內涵。應該如何理解這個概念及其所想表達的心理體驗？

　　呂小康：你說的這個問題其實不只限于“獲得感”，而是代表著中國人如何用中國話語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體驗，以及這種話語如何走向世界的理論與現實問題。目前，不管是心理學、社會學還是其他哲學社會科學，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過度使用西方術語解讀中國現象的情況：一方面，有人傾向用讀起來并不通順卻可唬人的術語，如“慣習”“心流”“自我損耗”等來解讀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并發表了數量眾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對于中國人自身接受起來難度低、“心理距離”小的原創性概念，卻得不到發自內心的學術認同，認為它太口語化、大眾化。這種現象應當改變。

　　回到“獲得感”概念本身。這一概念自201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提出以來，已成為當下中國人的常用語；轉年即入選教育部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16）》的“十大新詞”；同時，國內學術界對獲得感的相關研究也呈現井噴態勢。在中國知網數據庫檢索，經過短短幾年，以“獲得感”為主題的學術文章就有近4000篇，足見其普及性和接受度。應當說，一個概念同時在學術討論與日常交流中得到如此高頻使用和高度認可，是很難得的。對這種概念，我們更應加強對它的學理闡發。

　　就其內涵實質而言，理解獲得感的關鍵在于把握它是客觀獲得與主觀體驗的有機統一。所謂獲得感，必定是先有“獲得”后有“感”，即先強調社會發展客觀成果，再談社會成員對這種成果的積極共享體驗。沒有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就沒有談社會成員獲得感的基礎。這正是“獲得感”與“主觀幸福感”等西方心理學概念的一個本質不同。“主觀幸福感”強調個體對自身所處境遇的主觀感受，指向個體層面的自我建構，而非社會層面的集體建構。而社會層面的集體建構正是“獲得感”一詞受到黨和政府重視的根源：其目的不僅在于簡單描述個體生活體驗，還要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社會心態指標，從而更為全面、更為人性地衡量中國社會發展質量。從這個意義上講，獲得感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學概念，體現了政治性與學理性、個體性與社會性、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

　　主持人：聽您這么一講，我對獲得感的認識又加深了一步，也更好地理解了為何有國內學者將獲得感界定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良政基準與善治標尺”。當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群體的獲得體驗如何呢？獲得感的強弱又有哪些影響因素？學界有沒有針對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譚旭運：如你所言，獲得感已成為評價社會治理成效和民眾社會生活質量的一把標尺，我們要用好這把標尺，關注青年群體，理解青年人的現實狀況、迫切需求與發展預期，這既是把握青年群體獲得感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穩健發展的基礎工作。我們團隊在2018年年初調查了3133位18至35歲的青年人，從“項目重要性、當前獲得感知和未來獲得預期”三個方面，對青年群體的獲得感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發現了很多有意義的結果，對回應你的問題有所幫助。

　　我們發現，在青年獲得感所測量的項目中，“安全的生活環境”“社會安定有序”和“法制”帶給青年群體的當前獲得感最強，而且在未來獲得預期及重要性上評分高。青年群體測量的項目中，重要性評分高但當前獲得感知與未來獲得預期都較低的內容，主要是“滿意的收入”“公平”與“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這提示了提升青年群體獲得感的著力點，在社會發展和治理過程中應引起足夠重視。

　　另外，我們團隊還通過對民眾獲得感心理表征的解構，提出了包括獲得內容、獲得環境、獲得途徑、獲得體驗和獲得共享的五維度獲得感結構，并編制了測量問卷。從團隊開展的兩輪全國性大樣本入戶抽樣調查“中國社會心態調查”結果來看，在獲得內容和獲得途徑上，21至30歲和31至40歲的青年群體得分顯著高于20歲以下和60歲以上民眾；在獲得體驗上，21至30歲和31至40歲的青年群體得分顯著低于中老年群體；在獲得分享、獲得環境和獲得感總分上，青年群體處在全年齡段的中間水平。總體來看，青年人的獲得感水平較高，但是在不同維度上存在著不平衡的情況。

　　同時，我們還對中國人獲得感與生活滿意度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發現獲得感的五個維度對生活滿意度都有顯著預測作用。由此可見，獲得感是有多維結構的有機整體，它從多方面反映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及其實現程度，體現了物質需求滿足和成就需求滿足的統一、客觀需求滿足和主觀心理體驗的統一、需求滿足結果與需求實現過程的統一、外部獲得感環境和內在獲得路徑的統一以及追求需求滿足和共享獲得結果的統一。雖然獲得感結構中任何一個維度上的滿足都能帶來相似的積極情感體驗，進而帶來生活滿意感和幸福感的提升，但其中某種維度出現缺失或未得滿足時，就會產生消極的情感體驗。多維度獲得感的概念結構及其內在關系的闡釋，能夠更為全面有效地反映社會改革發展與民眾生活質量、心理體驗的復雜關系。

　　劉森林：我很認同兩位老師的理論闡釋和實證發現。確實，獲得感這一概念既是對時代脈搏的精準把握，也是對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積極應答。作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為這一本土概念提供更為全面深入的學理闡發，建構更加客觀有效的測量手段，從而為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貢獻學科智慧。

　　2.獲得感的持續源自國家賦能與個體奮斗相互支撐

　　主持人：獲得感的構成是多維度的，意味著提升獲得感的途徑是多方面的。同時，積極的獲得體驗總要基于橫向比較，即與其他群體或個人比較；或是縱向比較，即與過去比較。而這些都會呈現“水漲船高”的趨勢，即隨著社會發展水平進步，原來可以提升獲得感的方式經過一段時期之后面臨失效的可能。如何才能保障獲得感的可持續呢？

　　呂小康：獲得感總要基于比較而產生，個體如何恰如其分地進行社會比較確實是一個難題，如果個體自身的心理認知出現問題，即使客觀獲得再多，也不能產生相應的獲得感。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另一種社會治理主題，即社會心態治理。費孝通先生晚年曾力倡心態秩序的概念，其目標是人人皆能“遂其生、樂其業”，實現人生價值。如何通過有效的心態培育措施提升獲得體驗？這當然需要政府和社會的賦能，也需要個體的持續努力。總體上看，獲得感的提升，對個體努力和國家治理兩方面同時提出了要求。一方面，個人應不斷提高自身學習能力和工作能力，為社會創造更多價值，從而增加社會發展的可積累成果；另一方面，國家應進一步提升治理效能，系統性賦能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為其奮斗提供強有力制度保障。共同富裕、教育減負、生育友好等國家戰略和政策，都是有效的賦能方式，既可以直接降低社會成員尤其是青年人的各類負擔，也有助于從長遠上增添社會活力、培養更加朝氣蓬勃的社會生態，進而從體制機制上保障獲得感的可持續性。

　　劉森林：國家賦能與個體奮斗這種相互支撐的關系，也體現在社會心理指標上。我們的研究發現，個體的國家認同感與其獲得感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國家認同作為一種集體認同，主要指對自己所屬國家的政治結構、精神價值等的主觀認知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自豪感、憂患意識等主觀感受。獲得感可以正向預測個體的國家認同感，具體表現為：個體經濟收入提升、工作穩定性增強、文化程度提高，自主需求就會增強，對國家政策、社會運行機制等方面就會越發關注、提出更高要求；同時，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對國家也會寄予更高希望，表現出更為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反過來，個體的國家認同感也影響著他們的獲得感。尤其是個體對所屬國家的政治結構、社會政策以及發展道路的認同感，會顯著影響個體對社會發展的期望與主觀體驗。這印證了個體成就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因此，提升獲得感必然需要個體發展與國家進步兩方面的協調一致。

　　譚旭運：獲得感的多維性還與美好生活需要構成的多元性相關。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也是不斷產生和滿足各種需要的過程，保障獲得感的可持續性或者說獲得感與時代發展的相適應性，必須正確認識青年群體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別是伴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進而產生更高層次的社會心理需求。我們團隊基于研究成果系統分析了民眾美好生活需要的內涵結構，提出了新時代民眾美好生活需要的三個核心維度：一是國家社會維度，包括世界和平、社會和諧、國泰民安、社會穩定等；二是家庭關系維度，包括溫馨家庭、幸福生活、親密愛人等；三是個人物質維度，包括富足的物質生活、滿意的收入等。

　　我們進行的大樣本調查結果發現，“獲得環境”和“獲得共享”對國家社會維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響更大一些；“獲得途徑”和“獲得共享”對家庭關系維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響更大一些；“獲得環境”和“獲得體驗”對個人物質維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響更大一些。這充分說明獲得感的持續既需要“國家—家庭—個體”三位一體的努力，同時又各有側重，即不同層面美好生活需要的實現，可以提升獲得感的不同維度，進而提升整體的獲得體驗。由此可以看到，雖然獲得感的體驗和測量總是要具體到個人身上，但從個人到家庭再到國家都是獲得感提升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主體。

　　3.豐富提升青年群體獲得感的途徑和形式

　　主持人：青年人作為對社會生活和社會變化最為敏感的群體，對“什么是美好生活”這一問題通常有著與中老年人群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對青年人來說，有沒有一些獨特的方式能夠進一步提升獲得感呢？

　　呂小康：獲得感是客觀獲得與主觀體驗的有機統一，更為精準地提升青年群體的獲得感，需要在這兩個方面針對青年群體特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政府在推進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設中，可更加重視對青年群體現實需求的調研與回應，出臺更多切實關愛青年健康、豐富青年生活、維護青年權益、降低青年焦慮的真招實招，從空間環境和人文環境等方面為青年安家、就業、休閑等提供更多實惠和保障，從而激發青年人的事業心和創造力，減負與增能雙管齊下，并在一減一增中擴大客觀獲得、提升獲得體驗。而青年人自身，也需要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到獲得感創造與體驗提升的歷史進程中，以積極態度與樂觀精神看待社會發展過程中某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調節負面心態、培育積極心態，在解決社會難題、攻克改革頑疾中彰顯自我價值、豐富獲得體驗。

　　譚旭運：我覺得至少可從三方面著手提升青年群體的獲得感。一是盡可能保障青年群體的求學就業等基本需求。落實《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實施“青年友好”政策，切實滿足不同青年群體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青年群體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政府和社會組織可采取更為積極的措施，如對容納大量青年人就業的中小微企業提供減稅減租、創造更多靈活就業崗位，為青年人就業提供良好政策支撐與緩沖空間。二是充分關注青年群體心理體驗和社會預期，提升其心理富足感。作為參與經濟社會建設與承擔社會責任的中堅力量與新鮮血液，青年正處在價值觀養成的關鍵時期，應加強價值觀教育，引導青年群體將個人發展與國家戰略緊密融合，提升文化自信和國家認同。三是努力提升青年群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增強工作和生命意義感。“996”“內卷”“躺平”“打工人”等流行語之所以成為熱詞，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青年人存在的焦慮、迷茫心態。對此，應加強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擴大青年群體社會參與渠道，努力開發青年人自身潛能，如有序引導青年“進物業、進業委會、進小區”以激發青年參與基層治理的熱情，積極引導青年參與包括環境保護、應急救援、醫療衛生、文化藝術、普法宣傳等領域的公益慈善活動從而提升其公共服務意識等，促進青年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并在此過程中提升獲得感。

　　主持人：青少年是網絡社會的原住民。我曾在一項有關網絡心理學的研究中看到，網絡使用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網民的注意力時長和工作記憶寬度，使得個體變成易于沖動、追求行為目標的快速實現，從而對長期目標喪失耐心。2020年，中國的未成年網民已達1.83億，且首次觸網時間不斷低齡化。當他們成長為青年人，網絡化趨勢對個體心理與行為影響的反應持續累積，會如何影響未來青年人的獲得體驗？

　　呂小康：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的問題。其實很難說網絡對個體的影響使人類行為變得沖動化。一些網絡心理學研究者也指出，我們之所以出現前述反應，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人類尚未習得在網絡環境中進行時間判斷和行為控制的能力。人類現有的心理機制，主要是基于遠古時代自然化的生存環境而習得，還未完全適應如何在網絡空間這種脫離物理空間的虛擬空間中結成社會關系、評估時間長短、抒發心理體驗和判斷利益得失，因此會出現一系列的暫時性失序狀態。但考慮到網絡化、智能化和人機互聯是一種世界性的發展趨勢，未來的人類都只能生存在這種社會背景中，其最終走向如何仍需觀察，它對將來中國青年人獲得感的影響也同樣需要通過未來的實踐才能加以最終判斷。

　　劉森林：不能因為一些負面網絡事件或產品的出現而否認網絡化生存的基本趨勢和正面價值。在當今時代，社會生活已經不可避免地被網絡穿透，線上線下社會的融合共生已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形態。這決定了人們的獲得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網絡空間的創新行為。例如，互聯網與醫療的結合，便利了患者預約看病和及時購藥；互聯網與政務的結合，實現了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互聯網與農業的結合，使消費者更便捷地獲得新鮮優質的農產品，還幫助農民擴大生鮮農產品銷路。這些都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社會的紅利。而嘗到這種紅利“頭啖湯”的，往往就是熟稔網絡操作的青年人。當下和未來的青年人必然生存在網絡社會中，因此也必然通過對網絡技術和網絡空間的合理使用實現全新形式的獲得感。

　　主持人：從網絡社會發展和網絡空間建設的角度，有哪些具體的獲得感提升路徑呢？

　　劉森林：概括起來講，就是要“因網制宜”“在網創新”，即通過互聯網的技術賦能與技術創新提升青年人的獲得感。這包括：降低互聯網使用成本，為青年失業待業者、靈活就業者使用互聯網創造有利條件；加快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發展智能制造，創造更多就業平臺、機會和可能，帶動更多年輕人創新創業；鼓勵數量龐大的青年靈活就業者借助互聯網技術積極就業創業，同時進一步推進落實“互聯網+職業技能培訓計劃”，通過制定合理的培訓方案和補貼標準，提高青年靈活就業者職業技能培訓質量；開展開放的青年數字能力培育，為他們提供硬件上的網絡基礎設施服務，將數字能力嵌入個人發展和社會發展中，讓數字技術賦權于青年更好地參與數字社會。

　　譚旭運：除了上述賦能行為外，必要的治理行動也不可或缺。在網絡環境治理方面，應進一步加強輿論引導，強化政府對社交媒體平臺的整治力度，合理制約所謂“流量明星”的流量渴求，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工作，多方發力構建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引導青年人正確使用互聯網，免受不良內容的侵蝕和干擾。同時還要優化宣傳方式，加強優質內容生產，增強主流媒體對青年群體吸引力，使他們更全面地理解社會現象、提高政策認同、提升獲得體驗。

　　呂小康：確實如此。信息時代，我們應當以積極的心態加以應對，更充分地發揮網絡的便利性、智能性等優勢來對沖它的劣勢，同時強化網絡空間治理措施，矯正不良網絡行為，為未成年人的成長營造更為清朗的網絡空間，因勢利導地創造更有利于提升全社會獲得感的網絡環境。在這方面，作為互聯網內容的主要創作者、使用者和推廣者，青年人必將大有作為。青年人以網絡空間治理的主人翁姿態參與其中，成為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的生力軍和先鋒隊，使中國人獲得感更可持續。

　　主持人：通過與幾位老師的對話，我更清晰地理解了獲得感這一中國特色概念的理論內涵及其實現路徑。確如老師所言，青年人對美好生活有著自己的向往和追求——這既是一種傳承，也是一種創造。我們終將在創造“新獲得”的基礎上，感受到更多形態、更高程度的獲得感。謝謝大家！

　　專家點評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俊秀：

　　這次與談講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舶來概念與本土概念的學術價值問題。“獲得感”是一個根植中國文化、適合社會心理學界研究的概念。我同意與談的觀點，即“獲得感”與西方社會心理學“主觀幸福感”確實存在很大差異。“主觀幸福感”與許多心理學概念一樣是基于個體心理感受的，如此一來，積極心理學就可以通過影響個體來提高個體的幸福感。但“獲得感”就不屬于這樣的概念，我不贊成用積極心理學的方法提高個體的獲得感。這是因為，獲得感雖然以個體的感受為基礎，但本質上是社會性的集體心態，它是社會發展的指標，是以社會成員因社會發展得到客觀增益為基礎的。因此，獲得感的提高必須通過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而實現的。幾位年輕學者對獲得感的討論很有意義，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也來關注本土概念的討論，使得學術與社會現實更貼近——以學術促進社會發展，本應該是學者的分內職責。

　　　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特聘教授汪新建：

　　“獲得感”一詞是極具中國特色的社會心理學概念，對于全面準確地衡量國家治理效能和社會發展質量具有非常積極的學理意義和治理意義。幾位青年師生的談話，讓我更樂觀地認識到用中國話語詮釋中國體驗的可行性。他們對青年群體獲得感的感性認識與理性思考，都讓我感受到來自“后浪”的才情與擔當，也愈發體會到習近平總書記曾講到的“關心和支持青年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這句話蘊藏的深沉囑托。為他們提供更多平臺、創造更多機會，建設更為包容的環境氛圍，從而不斷提升他們的獲得感，是我們作為“過來人”的應有之義，這也是從心態秩序出發建構良性社會秩序的一種主動修為。我們有理由期待更多青年人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貢獻聰明才智，用他們的創造精神提升全社會的獲得感。這既是青年群體的使命，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