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軍（重慶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學分中心特約研究員）

　　近年來，美國社會的排外情緒高漲，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尤其是針對亞洲裔的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愈演愈烈。盡管美國社會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社會，但以“盎格魯-撒克遜”中心主義占主流的美國社會仍然認為，黃皮膚的亞洲裔是“外來者”，亞裔文化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并不相融。但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亞裔都是促進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理應得到美國社會的尊重和接納，也正是亞裔的存在才極大拓展了美國社會的多元化和文化結構的多樣性。

　　一

　　在美國多方推動下，亞裔被冠以“模范少數族裔”的稱號，意在彰顯美國是一個包容、友好的國家，不存在針對亞裔的文化歧視、宗教偏見或種族排斥。但是，在部分種族主義者的政治操弄下，亞裔恰恰成為美國社會撕裂的“替罪羊”，“模范少數族裔”標簽反而成為束縛亞裔美國人的沉重枷鎖。一方面，由于被美媒體、政客等刻畫成受教育程度高、從事職業體面、經濟收入高的群體，亞裔受到的種族歧視得不到重視甚至不被承認，同時還承受著其他族裔美國人的孤立和偏見。另一方面，亞裔在美國受到以白人為主的社會的歧視和壓迫無處不在，白人種族主義者認為，亞裔對其生存和發展利益構成了潛在威脅和挑戰，亞裔自然就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重點攻擊目標，并在歷史和當代美國反復被一些政客利用，來轉移國內階層矛盾。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國社會發生的仇恨亞裔犯罪案件數量呈井噴式增長。這與部分美國政客為了達到自己政治目的而操弄種族主義話題直接相關。特別是特朗普執政的4年間，一些美國政客發表大量不負責任、煽動性的仇恨言論，在公開場合經常使用帶有地域歧視或種族歧視的污名化指稱，妄圖將本國防疫失敗歸咎于他國，以掩蓋其執政不力和失職。伴隨這些不當言論而來的，是亞裔遭受的種族歧視不斷增加。這種污名化、歧視性言論加劇了美國社會分裂，造成華裔、日裔、越裔、韓裔、菲律賓裔、印巴裔等亞裔美國人屢屢遭受身體攻擊、語言攻擊和財產損失。

　　美國聯邦調查局2021年8月發布的年度仇恨犯罪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執法機構提交了8263起仇恨犯罪案件。加州州立大學圣伯納迪諾分校的“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在2021年3月發布的報告顯示，雖然美國16個主要城市的仇恨犯罪在2020年總體下降了6%，但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卻上升了145%，特別是紐約、洛杉磯、波士頓、圣何塞、舊金山的仇視亞裔犯罪上升迅速。美國非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民”2022年3月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間，共發生了10905起仇恨亞太裔事件。

　　美國前任白宮新聞發言人珍·普薩基針對2021年3月發生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地區的仇恨亞裔連環殺人案件表示，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曾有一些破壞性言論，如稱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功夫流感”等，導致人們對亞裔美國人社區持有不科學、不公平的看法，并加劇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威脅和傷害。可以說，美國政府對疫情進行政治操弄，企圖通過媒體散播“政治病毒”、掩蓋國內矛盾、煽動種族歧視和仇外情緒，正是近年來仇恨亞裔犯罪數量驟然增多的直接原因。這些不實言辭為美國社會歧視亞裔、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提供了口實。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員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中國病毒”煽動性言論后的一周內，社交媒體上反亞裔標簽的使用量大增，隨之而來的是對亞裔的仇恨情緒在社交媒體上持續高漲。從特朗普接連拋出針對中國的所謂“病毒源頭論”“病毒隱瞞論”“病毒責任論”等荒謬論調，再到拜登宣布公開動用情報機構對中國進行有罪推定式病毒溯源調查，可以看出，美國政客企圖將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以此來轉移國內的重重矛盾，撈取政治資本。但這種做法只能適得其反，不僅不能給中國“定罪”，還助長了美國社會的種族仇恨和排斥情緒，大大激化了美國的社會矛盾。

　　二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種族主義者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統計數據，實際上只是亞裔受到攻擊引發社會普遍關注后的冰山一角。美國歷史上針對亞裔群體特別是婦女、老人、兒童等弱勢群體的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由來已久，且實際發生的仇恨犯罪案件數量遠遠高于執法部門記錄公布的數量。可以認為，美國仇恨亞裔犯罪案件數量的激增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除了疫情期間美國政客煽動仇外、鼓勵偏執，直接滋長了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外，亞裔遭受排斥與歧視的根源是美國長期存在的白人至上種族結構和社會氛圍，以及美國政府執法部門對保護亞裔人身安全與財產安全的不作為。種族主義偏見和差別化執法催生的仇視亞裔犯罪，是對“美式人權”所標榜的“平等”“自由”“正義”的極大反諷。

　　一方面，美國社會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仇恨和暴力從未停止。在美國歷史上，亞裔飽受以白人為主的社會的欺壓和迫害。自19世紀中葉，隨著美國淘金時代的到來，大量亞裔廉價勞工被招募到美國參與經濟社會建設。但在19世紀后期，亞裔被美媒體、政客等污名為“罪魁禍首”“野蠻時代的殘余”，被白人群體視為在經濟、文化、健康等方面的威脅，與所謂的“美國文明”格格不入。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制定法律限制、打壓亞裔，如《佩吉法》《排華法》《吉里法》等。這些法律把對亞裔的歧視上升為制度性歧視，使美國社會對亞裔的攻擊和排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化程度。亞裔當前在美國遭遇的種族暴力和仇恨犯罪，是美國社會長達數百年種族歧視歷史傳統的延續，是一種制度性種族關系缺陷的國家悲劇，這一問題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從美國排斥亞裔的歷史可以發現，亞裔美國人被仇視和壓迫的驟增，往往發生在美國經濟下滑或出現其他嚴重社會危機的時候，這種非人道種族歧視言行實質在于維護白人至上的地位與利益。相較于美國黑人遭受白人種族歧視受到的較高關注度，對美國亞裔遭受種族歧視的關注度較低。這很大程度上助長了歧視亞裔社會氛圍的長期存在，亞裔隨時可能成為白人及其他族裔美國人的歧視和排斥對象。

　　另一方面，美國司法制度的結構性缺陷使其難以有效打擊仇恨亞裔犯罪，而執法部門的不作為導致受害者難以獲得有效保護。第一，美國1990年制定的仇恨犯罪統計法規定，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每年需要發布仇恨犯罪統計報告。但事實上，這些發布的數據可能嚴重失實，因為執法機構不需要向聯邦調查局提交年度犯罪報告數據。據報道，美國目前有超過1.8萬個執法機構，其中3000多個沒有提交2020年的犯罪統計數據。由于數據統計不準確，這可能會阻礙決策機關對仇恨亞裔犯罪的預判和應對。第二，美國地方警方在識別和分類仇恨犯罪方面缺乏培訓，且缺少相關配套資源。許多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沒有被受理或及時偵破，有的罪犯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即被執法部門釋放，而有的仇視亞裔犯罪案件則被執法人員不加分辨地歸類為搶劫、騷擾或故意破壞。第三，很多美國的檢察官因擔心增加不必要負擔而不愿起訴實施仇恨犯罪的種族主義者。他們只有在定罪可能性極高的情況下，才對這類犯罪提起訴訟，因為被告人最終被判無罪可能會削弱人們對刑事司法系統的信心。但是，如果檢察官在審查起訴時對實施仇恨犯罪者長期保持漠視或縱容態度，無形中會放任此類犯罪，最終反而會嚴重消解人們對刑事司法體系的信心。美國的仇視亞裔犯罪問題正變得日益嚴峻，已經引起部分亞裔群體的極度不滿和恐慌，有的亞裔在社區自發成立了巡邏隊或其他形式的自衛組織，以應對因政府執法不力而不斷增多的仇恨犯罪事件。

　　三

　　長久以來，受多種因素影響，亞裔處于美國社會的邊緣，他們的社會地位沒有得到美國主流社會的足夠重視和認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亞裔受到的騷擾、歧視和暴力急劇增多，是美國社會對亞裔歧視和壓迫歷史傳統延續的集中體現，根源在于白人至上的系統性種族主義歧視，以及美國司法制度的結構性缺陷導致打擊仇恨亞裔犯罪失靈。

　　2021年11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少數群體問題特別報告員費爾南·德瓦雷納在結束對美國為期14天的考察之后表示，美國應全面修訂法律以防止針對少數群體的種族排斥、歧視及仇恨犯罪的增多。美國政府應重視亞裔受害者的訴求，確保其能夠獲得有效的救濟和幫助。在受到仇恨犯罪侵害時，執法部門應及時制止犯罪行為；在受到仇恨犯罪侵害后，政府應合理補償受害者遭受的損失。

　　總之，美國當前仇視亞裔犯罪激增，暴露的正是美國制度性種族問題頑疾以及所謂“美式人權”的虛偽本質。美國政府應正視自己的內生性人權問題，積極采取措施遏制針對亞裔的種族排斥與歧視，同時應及時、有力地調查仇視亞裔犯罪行為，嚴懲煽動或實施仇恨犯罪的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