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璐（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副研究員）

　　數字經濟正推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變革，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十四五”時期是我國數字經濟轉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普惠共享的重要階段，應充分把握以下三個方面，多措并舉扎實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統籌推進數字技術和價值創新

　　數字化的本質是價值化和去邊界化，技術、科學、產業以及區域經濟、社會的高度融合和螺旋式上升將帶來更多新的價值創造方式，同時，萬物互聯、萬物上云推動連接的泛在化，進一步拓展新價值網絡的邊界與規模。“紅海戰略”強調在既有競爭規則下提升現有產業的競爭力，“藍海戰略”強調價值創新和拓展新產業的發展空間，二者并舉可共同提升數字經濟發展優勢。

　　一方面，加強數字技術需求側的政策設計。數字化創新不僅是技術創新，更重要的是價值創新。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催生了線上教學、遠程醫療等一批新需求，其在現實應用中進一步推動了相關數字技術的加速創新與迭代。因此，制定數字經濟政策時，應充分利用數字城市、數字社會等建設帶來市場和產業邊界重構、形成數字經濟“新藍海”的機遇，開發新的市場空間，創造新的市場需求，更關注通過技術解決現實問題，服務實體經濟和社會民生，而非僅僅關注高新技術本身，并將技術創新、模式創新、業態創新根植于價值之中，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另一方面，應兼顧經濟發展和制度建設。應圍繞數字經濟時代的標志性產業體系布局和發展需求，強化高端產業引領功能，培育數據驅動的未來標桿產業，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提質增效作用。同時，全球競爭已呈現經濟性競爭和制度性競爭的雙重競爭格局。應積極參與雙邊和多邊國際技術貿易、數字經濟規則改革和制定，在德治和法治的全球治理“雙擎模式”下，提升在全球數字治理等相關國際規則制定、重塑、應用等方面的話語權，既為“紅海戰略”下既有產業市場競爭力的提升提供制度支撐，同時也為“藍海戰略”下新細分行業和新產業的發展提供新的賽道。此外，應先行先試探索數據流動與監管的創新和開放，構建數字貿易管理和促進制度。

　　提升城市的全球資源配置樞紐能級

　　數據、連接、算法、算力、平臺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新經濟時代下的技術競爭、產品競爭、供應鏈競爭演進為平臺化的生態體系競爭。同時，價值鏈分工體系的數字化改變資源要素的時空配置路徑，經濟活動轉向新型的網絡集聚且集聚規模大大增加，改變著區域經濟極化的動力機制。

　　一方面，應加快推進產業組織創新。以跨界融合、協同聯合、包容聚合為特征的數字化創新，驅動產業技術變革和組織變革，跨行業交叉融合、非地域集中集聚成為新經濟時代下產業組織的新趨勢。平臺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紐帶，產業生態圈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應加快建立一批以平臺企業、行業協會為主體的集群促進機構和聯盟組織，充分發揮網絡化協作組織的樞紐作用及平臺企業的聚集核作用，以“聚集核—產業鏈—集群網”互動共生耦合發展模式，優化數字產業集群化發展的結構基礎，建設產業生態圈，并發揮網絡集聚的優勢效應，通過縱橫交織互動的鏈式網絡化連接，點面結合、鏈群交融，在城市、區域等空間尺度構建形成多節點、多層級、大集聚、大集成的創新網絡，支撐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區域數字技術創新體系構建的雙協同大循環。

　　另一方面，應合理優化空間發展結構。建立適應各類要素集聚和流動的空間發展結構是建設全球數據鏈樞紐城市的基礎支撐。應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創新對城市更新和傳統產業升級的賦能作用，打造包括區域集群、產業綜合體、新產業區、創新街區等多形態多層次空間發展載體，強調對第三空間、共享空間、功能分區和通達性設施的著力打造，并推動現有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自主創新示范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等向城市綜合功能區轉型，全面增強數字經濟的城市根植性。同時，應加快發展各類數字基礎設施，打造全球數據匯聚流轉樞紐平臺，建設綜合性全球樞紐城市，強化資本、技術、人才、數據等要素的網絡集聚效能，提高樞紐城市在全球城市體系、全球創新網絡、全球金融體系、全球經貿體系中的樞紐能級水平。

　　防范結構性失衡、失業等系統風險

　　數字技術的去邊界性特征將區域發展場域擴展為物理空間、地理空間、虛擬空間共同構成的實虛一體化新型網絡空間，形成人類社會（人）—數字空間（機）—物理世界（物）三元融合的新社會形態，帶來區域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空間尺度重構，以及數字鴻溝、科技倫理等方面的諸多新議題及治理挑戰。

　　一方面，應積極探索多元共治的一體化區域治理方式。由于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部分地區在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收縮”或“極化”，因此應加強系統謀劃和頂層設計，立足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定期開展數字經濟發展動態評估，防范地區之間供應鏈分工深化所帶來的各類結構性失衡風險。同時，隨著各地區之間一體化發展水平的提高，區域經濟的系統性風險也在同步增加，局部地區出現的不確定性突發事件可能迅速擴散，直接影響空間網絡結構的穩健性，并且數字化資源和資產因其流動性強，易被區域或行業所有者壟斷，因此，應重視加快構建與數字經濟發展相匹配的一體化協調機制，政府、企業、社會和公眾分工協作、多元共治。

　　另一方面，應全面踐行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數字經濟是以人為本的普惠經濟，應重視數字紅利公平分配，不能唯數字、唯數據是從，要有超越數據的思維，進一步提高運用數字和大數據的能力水平，在推動數字治理創新中將數字紅利轉變為提高民生福利水平的關鍵。同時，應持續開展數字技能培訓和轉崗培訓，提升全民數字技能和數字素養，持續開展高質量、有針對性的教育、培訓、再培訓和提高技能行動，培養創新型數字勞動力，彌合數字轉型技能差距，避免結構性失業風險，并加強平臺經濟、零工經濟等新型就業模式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