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出自《禮記·禮運》，是歷史上中華民族關于社會理想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觀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引用，向世界闡明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懷有高遠的社會理想。2023年6月2日，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再次強調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指出其對于塑造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價值。今天，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仍需不斷從中汲取思想營養。

　　一

　　中華民族“公”的觀念由來已久，包括公道、公平、公共、公正等方面，貫穿政治、經濟、社會、對外交流等領域，是中華文明重要的價值基因。史前時期，人類長期生活在原始社會，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形成氏族公社制度，人們在氏族內部共同生產、平均分配。氏族公社制度是最原始的公有制度，也是人類產生“公”觀念的歷史根源。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的，那是在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實行的“原始的自然產生的公有制”，私有制是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性結果。

　　隨著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的產生，人類逐步進入文明社會。在中國歷史中，“公”也由與氏族社會集體生活相關的觀念，發展出與“私”相對的含義。《詩經》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和“言私其豵，獻豜于公”等詩句，顯示出當時人們已經產生公私有別、先公后私的意識。春秋戰國時期，王室衰落，諸侯崛起，西周延續了近300年的宗法分封制發生根本動搖，思想觀念也受到劇烈沖擊。具體到公私觀念上，人們突破了舊有思維框架，不再將權力視作對天子權力的分有，轉而將其視為個人私有之物。同時政治權力不斷下移，“禮樂征伐”從“自天子出”到“自諸侯出”到“自大夫出”最后到“陪臣執國命”，大夫的私人家臣開始竊取國柄、干權亂政。在上行下效過程中，政治秩序日益敗壞，私有觀念也在社會各個階層廣泛傳播。私有觀念空前強化帶來嚴重后果，對諸侯而言，他們不斷通過變法、戰爭、兼并等方式擴大勢力范圍；對中下等貴族和一般民眾而言，他們仿效上層階級，為了個人利益不惜沖破政治和倫理秩序，整個社會逐步陷入“禮壞樂崩”局面。

　　面對私有觀念的泛濫，諸子百家中的許多學派意識到西周以來以分封制為基礎建立的“公”觀念已無法收束人心，在新的現實條件下重塑“公”觀念成為重建政治與價值秩序的關鍵。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對此均有論述。孔子代表的儒家強調“公”是執政者必須具備的政治德行，《論語》指出“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認為執政者只有做到公平公正才能令百姓滿意；《荀子》指出“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在公私相對的張力下，執政者要以公義勝私欲，“公”具有原則性的優先。《墨子》主張“舉公義，辟私怨”，認為人們應當兼相愛、交相利，不應有所偏私和區別。《老子》強調“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無私才造就了天地的長久，執政者應當仿效天地之大德，以無私之心治理天下。法家則認為法才真正代表“公”，《商君書》指出“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一切都應斷之于法；《韓非子》指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認為公私分明關乎國家存亡。

　　《禮記·禮運》明確提出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這是對先秦以來諸子百家特別是儒家崇公抑私主張的歷史性總結。《禮運》認為“小康”和“大同”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兩種理想形態。小康社會以“天下為家”作為根本精神，人們以家庭為單位占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國家形成以嚴尊卑、別善惡、明賞罰、界內外為主要內容的禮制秩序，整個社會穩定有序。盡管小康社會已經達到較高水平，但《禮運》指出在小康社會之上還有一個更高水平的理想社會，就是大同社會。與小康社會不同，大同社會的根本精神是“天下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在這個社會形態下，政治上，人們平等參與，選賢任能；經濟上，財貨“不必藏于己”，盜賊絕跡；觀念上，勞力“不必為己”，人們超越私有觀念，關心社會，以參與勞動、奉獻社會為常態；倫理上，“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人們超越一家之私，以公共的社會價值為追求，共同創造社會福祉；社會關系上，人人平等，各盡其能，并為老弱病殘、鰥寡孤獨積極提供社會救濟，體現出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大同社會呈現了一幅不分彼此、人人為公的美好圖景。

　　此后，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觀念貫穿了中國社會發展過程并不斷豐富發展。一方面，這一觀念與秦漢以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形態相結合，參與構建國家政治秩序。漢代劉向在《說苑·至公》中提出“人君之公”在于“以公與天下”，“人臣之公”在于“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明確將“公”作為執政者的最高原則。另一方面，這一觀念也成為社會有識之士批判君主集權以及歷代農民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等主張的重要思想資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均引用這一思想資源，批判后世君主違背“天下為公”原則，“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使天下成為君主個人私產，從而有力推動了政治觀念變革。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之際，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觀念更成為思想家們融貫古今的思想營養。康有為撰寫《大同書》，主張破除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產界、亂界、類界、苦界等九種界限，最終達到消除壓迫與束縛的大同社會。概言之，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在中華民族觀念體系中具有基礎性的重要地位，深刻影響和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體現了中華文明對理想秩序的追求。

　　二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是在新舊秩序交替、社會動蕩的歷史節點上提出的，以“公”的實踐原則與“大同”的崇高理想對社會進行構想和規范，凝聚了先秦以來中華民族的共同智慧。

　　影響了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提出時主要針對春秋戰國以來權力不斷下移、空前私有化的社會現實。《禮記·禮運》以“天下為公”精神為中心，設計了包含政治、經濟、社會、道德在內的大同方案。其中政治問題是《禮運》關心的核心問題，天下為公、天下大同首先批判的就是權力為私人占有的觀念和現實，強調公共性是政治權力的根本屬性。成書于秦統一中國前夕的《呂氏春秋》影響深遠，《貴公》、《去私》篇被放在全書十二紀之首，可見其對“天下為公”觀念的重視。《貴公》篇指出，“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主張君主須有以天下為重的公心。秦國橫掃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新的政治秩序確立，世襲制成為最高政治權力的繼承方式。但是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觀念并未就此退出歷史舞臺，而是與“家天下”觀念形成鮮明對照，并對其形成一定的約束。漢承秦制，《漢書》強調“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為公”這一觀念為后世所繼承，并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世襲制下從觀念層面規范君主集權的“公天下”思想傳統。

　　深化了中華民族對理想世界的思考。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表述都以“天下”作為單位，表明這一社會理想超越了國家層面，體現著中華民族關于人類應當如何共處的深邃思考。具體而言，天下為公、天下大同關于理想世界的思考認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天下不是某個或者某些民族、國家生存的空間，而是面向所有人群開放的空間，包括華夏民族和非華夏民族的五方之民應當并存于天下之中。這些思考表達了中華民族對不同人群平等生存權的肯定，并以此為基礎產生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應當在天下之中和平共處的思想。同時，這一社會理想認為政治秩序應當建立在以“公”與“大同”為代表的道義基礎上，王道而非霸道應成為政治運行的規則。早在《尚書》中就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的記載。王道強調“以德行仁”、“義立而王”，認為武力壓制不能使別國真心歸服，只有立足于仁義才能取得別國信任，建立穩定和諧的政治秩序；推崇“保民而王”，王道不是為了稱霸，而是要以保民為根本目的，將實現天下黎民的民生福祉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天下為公”中蘊含的這種天下無外和遵循王道的思想，成為中華民族理解和思考世界秩序的思想起點，成為反對霸權思維、窮兵黷武，建構萬類共存、協和萬邦世界圖景的思想資源。

　　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境界。《禮記·禮運》中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本身就蘊含著對人的道德境界的要求。孔子強調“仁”即“愛人”，人們在養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的基本德行后，就應當在廣闊的社會生活中“泛愛眾”，“泛愛眾”代表了對人更高的德行要求。孟子繼承孔子以愛言仁的傳統，進一步提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觀點，從人性的角度出發指出對他人的同情之心是人生來就具有的天性。在孟子看來，人人都有對他人的不忍之心，只要這一天性不被遮蔽，那么人人都能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地對他人加以體恤和關懷。宋明時期，思想界普遍接受了“仁者無不愛”的博愛觀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萬物一體”的思想。程顥指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王陽明指出“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這些論述都主張世界在本源上即是一個普遍聯系的整體，天地萬物都是與人的生命密切相關的存在，人應當自覺自己屬于世界這一整體，不應因“我”的意識而產生與他者的隔絕乃至對立。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提倡的這種對人類整體負責的使命感，成為中華民族追求的崇高道德境界。

　　三

　　不同于一般性的社會理想，天下為公、天下大同承載的是中華民族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認識和思考，對中華民族在世界中界定自身、發展自我發揮了重要指引作用。今天，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中國正以更加剛健有為的歷史主動精神把握世界大勢、參與全球事務，在推動自身發展中促進世界發展。這一過程中，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仍然發揮著強大的思想指引力和價值感召力。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倡導以天下蒼生為本，反對私利至上，向往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相通。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能在古老的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并發揮巨大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并為中國人民所接受的重要文化基礎。一路走來，我們黨堅持“兩個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成功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更加光明的前景。中華文明蘊含的高遠價值追求和博大天下情懷等可貴思想資源，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深厚文化滋養。面向未來，堅持“兩個結合”，堅定文化自信，高揚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必將在進一步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理念的歷史文化源流，為人類走出集團對抗、零和博弈提供了可貴思想資源。370多年前，歐洲國家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基礎上初步構建起了近現代國際關系體系，確立了以主權平等為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為確定各國國際地位、協調國際關系和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基本框架。然而，這一體系將民族國家視作最高政治單元，將國家實力視作秩序基礎，將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視作首要目標，導致一些國家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損害他國合法權益。由于缺少超越民族國家的全人類立場，這種損人利己的非正義行為無法得到有效遏制，從而強化了各國從國家利益出發的單邊立場，使全人類的整體利益長期缺少有效保障。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倡導以世界作為政治主體，強調不同國家的共在，追求世界的整體利益，使旨在發展世界公利的理性行動成為可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四大全球倡議，承繼和擴展了這一社會理想，在民族國家之上強調全人類立場，推動各國在兼顧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維護自身主權和發展，使國家行動在更普遍的全人類視野中得到規范，為從全人類立場出發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奠定了深遠思想基礎，成為對“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人類向何處去”時代之問的中國回答，必將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文明發展方向。

　　作者：曹潤青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哲學教研部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