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是社會治理多元主體之一，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參與者、實踐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組織發展較快，但也面臨法規制度建設滯后、管理體制不健全、支持引導力度不夠、社會組織自身建設不足等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正確處理政府和社會關系，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進一步推動社會組織健康發展，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與社會組織依法自治相統一，充分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實現政府治理與社會自治良性互動。

　　突出黨建引領。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加大社會組織黨建工作力度。習近平同志指出，社會組織面大量廣，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十分重要；越是情況復雜、基礎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黨的組織、做好黨的工作，確保全覆蓋，固本強基，防止“木桶效應”。新形勢下，只有扭住黨建這個“牛鼻子”，社會組織才能保持正確發展方向、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在實踐中，應不斷完善社會組織黨建工作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有效提升社會組織黨建工作水平，更好引領社會組織發展方向，把黨的組織優勢轉化為社會組織發展優勢。

　　加強立法規范。依法自治是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國社會組織在促進經濟發展、繁榮社會事業、創新社會治理、擴大對外交往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相關法律法規仍不健全，難以滿足社會組織快速發展和參與社會治理的需要。這就要求加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對社會組織依法自治進行整體規劃。可以研究制定社會組織法，對社會組織的職權與職責、角色與地位等作出明晰具體的規定。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行業協會、商會、基金會等各類社會組織的相關法律規范，明晰其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權利與義務，支持和鼓勵其充分發揮作用。

　　推動政社分開。政社分開是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前提。它不是削弱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也不是政府退出社會，而是在繼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過程中，厘清政府職能邊界，優化政府職能；通過培育發展、孵化支持、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社會組織。其中有兩個關鍵問題需要引起重視：一是政府在轉移職能的同時也應下放相應的權力和資源，確保對接的社會組織有能力承擔相應的職能和責任；二是積極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實現社會組織與行政機關徹底脫鉤，使其真正成為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獨立主體。

　　堅持放管并重。推動社會組織依法自治，關鍵在于正確處理“放”與“管”的關系，既要簡政放權、優化服務、積極扶持，又要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一方面，完善社會組織監管機制，健全各類社會組織法人治理、信息公開和聯合監管等制度，建立和完善行業協會評估制度，健全退出機制，形成社會組織自我管理、社會監督、政府監管、有序退出的綜合治理機制。另一方面，加強對政府購買服務的管理，樹立需求為本和績效管理理念，建立健全評估指標體系和第三方評估機制，強化監督審計，確保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資金專款專用、安全高效；規范政府購買社會服務行為，推動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有機結合，逐步形成政府監管、法律監管、社會監管三位一體的綜合監管體系。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