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尚勇，曾任臺灣“教育部”次長、臺灣師范大學校長，為國民黨終身監委。2015年3月13日在臺北逝世，享年85歲。他生前幾度應邀率團訪問大陸，受到王岐山、胡啟立等領導人的會見。他去世后，宋慶齡基金會、山西省對臺辦等單位發了唁電表示哀悼。近日，其胞姐、93歲的梁尚智口述了這篇紀念文章。

　　1937年抗戰爆發之初，從安徽逃難四川前，全家合影留念，分別為：父親梁賢達、母親張秀卿、大舅張祟福（站立者）以及梁尚智、梁尚仁和梁尚勇三姐弟（從大到小）。 圖|口述者提供

　　戰亂歲月

　　我父母是山西省定襄縣人，十七八歲就結婚了，還是鄰村的姨表親戚。母親張秀卿出生在一個家境很普通的中農家庭，小時候沒有上學，原來不識字，父親梁賢達后來成了她的老師，耐心教她拼音認字，逐步達到能寫簡單家信的水平。

　　家里曾有過8個孩子，只有我們三姐弟活下來，父母分別取了“智”“仁”“勇”三個字。我們的幼年是在戰亂動蕩中度過的，全家經常東南西北，搬來搬去。

　　我大約4歲時，隨母親從家鄉來到山西省太原市。父親先在私立平民中學兼課，在省立國民師范任教，后來當了校長，共8年。1929年，爸爸初到山西省國民黨黨部工作時，家住在太原市新民街的平房。有十幾家全部是一模一樣的小院和相同的院門。我剛上小學，很長一段時間放學回家記不住家門。后來家里人為讓我辨認，特意在門口掛上一個紅布條。

　　當時，正逢閻錫山、馮玉祥間軍閥大戰。國民黨轉入地下，時任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執委兼宣傳部長的爸爸常常是東躲西藏，家里也跟著不得安寧。記得全家一度遷到天津市的英租界，并改姓魏。返回太原后，爸爸有一次被綁架，而且被人打傷，住進醫院。

　　由于山西的工作無法開展，1934年2月，父親被調往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工作，我們全家又搬到安慶市，住在一棟二層小樓的兩間房內，條件比較簡陋，其中有一間還是公共區域，別人到陽臺曬衣服，要經過我家的過道。南方本來就潮熱，我們住進來時，正趕上近年最熱的幾天。家里就在天花板的架子上拴了若干條一米多長的布帶子，通過兩根繩子拽來拽去，布帶子就會飄動起來，帶來些風。我們晚上睡在竹床上，完全靠家里大人輪流坐在床旁，辛苦一夜，不停地拉動著這個土風扇。

　　過了一陣，我們才搬了家。這顯然是有錢人家的院落，樓上有6間臥室，樓下的兩個大廳足有50多平方米。院子里種著十幾棵樹，有蘋果、石榴、香椿、枇杷、杏樹。幾棵白茉莉根深葉茂，從樓下沿著墻爬到樓上，香飄滿院。秋令時節，各種顏色的盆栽菊花擺滿了陽臺。一群群的鳥兒結伴在庭院里飛來飛去，真有點鳥語花香的味道。尚勇與小朋友們常高興地在院里戲鬧玩耍。

　　這個時期，是戰前家里生活最為順暢幸福的一段。來的客人也多，幾家國民黨內的老鄉熟人從南京、山西躲至此處借住，常見媽媽與她們打牌。南方的飲食與北方不同，常常吃魚蝦。尚勇吃不慣海產品，還有一次便血，爸媽發現后，情急之下送進醫院，幸好沒有大礙，很快就康復了。

　　我快上中學的時候，發生了“西安事變”。之后，“七七事變”爆發。父親出差在湖北，不能留守在家人身邊，只能著急地四處打聽，如何妥善安置我們。不久，只有一兩歲的小妹妹得了急病，因兵慌馬亂無法及時醫治而夭折，父母對此非常傷心。后來家里決定，由大舅領著我們，隨人群走長江水路前往四川。

　　全家5口人好不容易擠上了一艘客輪的三等艙位，經九江、武漢、宜昌到了宜賓。因沒有買上大船的票，一家人只好換乘到一只木船上，在江中停留了一夜。就這樣，歷盡艱辛，到了重慶。我們先在父親朋友家擠著住了幾夜，后在重慶上清寺附近一棟三層樓的一間閣樓里住了下來。閣樓只有半扇小窗，開在別人屋頂上，不見陽光，又潮又暗，滿屋子的怪味兒，成群結隊的大老鼠在樓里日夜奔跑亂竄。我進入了一所私立中學，學校離家遠，我住校，每周由大舅接送上學回家。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為艱難困苦的一段。

　　不久，父親終于也來到四川，全家又團圓了。他先在樂山新創的國立中央技藝專科學校擔任訓導主任，后到了重慶，被教育部聘為專員，在秘書室工作。我的學校也遷到了夾江，離家幾十里路，只能學期放假時才能回家。這期間，因反對校領導的貪污，學校鬧學潮。學校開除了幾個領頭鬧事的學生，我也受到“留堂查看”的處分。

　　爸爸具有典型的北方人性格，耿直木訥，很不愛說話，常一個人關在自己的屋里看書。在我的記憶中，他從不曾與母親發生過爭吵，也從沒有對我們說過一句重話，更沒發過脾氣，媽媽更有個“阿彌陀佛梁太太”的尊稱，對人善良樂助。家里生活雖很儉樸，但井然有序、計劃周到，這全靠她一個人操勞。記得她曾賣了塊綢料，給我買了件舊花布大褂，還在寄賣行買了一雙黑皮鞋，我們姐弟三人搶著換穿。

　　初到樂山時，我和尚仁妹妹穿的都是士林大褂，藍毛衣，提著個小黃書包，當時還挺時髦。有人傳說我倆是作家巴金的孩子。我在樂山中學讀書，尚仁和尚勇念小學。那時候，我們經常遇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警報一響，大家就急忙披上衣服躲進附近的防空洞。有一次，不到兩個小時，日軍就將樂山城區炸成一片廢墟。聽同學說，重慶市朝天門一帶的江水都被染成了紅色，尸體一片。

　　在樂山我考上了東北大學，爸爸親自送我到學校所在的三臺市，并請學校山西同鄉會的同學們吃飯，希望能關照我。校內大多數同學是東北人，深受日本侵華戰爭之害，校內的抗日情緒高漲，組織了各種活動。

　　1945年，抗戰勝利。爸爸隨教育部遷回南京，一家人住在日本人留下的一處四合院里。他囑咐我：“要聽從學校的安排，什么政治活動都不要參加。”爾后，學校發生了同學被殺的命案，搞得人心惶惶。托爸爸的朋友好不容易買了船票，我從重慶回到南京。終于從幾年的戰亂中熬出，見到久別的親人，激動之情可想而知。

　　1946年夏天，爸爸的老鄉、小學同學胡仁奎叔叔帶全家暫住我們這里，還跟有兩個警衛員。爸爸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實際上是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部、1926年就加入共產黨的“紅色特工”，在抗戰初當過晉察冀邊區政府副主任。兩家人雖分屬國共兩派，在一起相處也和和氣氣，各忙各的，交談的內容從不涉及政治話題。后來才知，他在南京是直接受周恩來、董必武的領導。解放初，經他介紹，我這個國民黨家庭背景的人嫁給了彼此都熟悉的同鄉、時任中共太原市委書記兼市長韓純德。這是后話了。

　　11月中下旬，我即隨東北大學師生離開南京返回東北復員。臨行那天，正趕上到處在給蔣介石做壽，沿街十分熱鬧。爸爸、尚勇和胡叔家的孩子一同到碼頭為我送行。爸爸拉著我的手囑咐：要常給家里寫信，不要參與政治活動；今后做個人的人生規劃，選擇專業時，可以考慮當老師和醫生；不要早談戀愛，要找個各方面較成熟的人。尚勇弟當年十六七歲了，也緊緊握住我的手，一再說：“姐姐，再見！姐姐，注意身體！”

　　我們坐的是一艘美式登陸艇，師生們擠在甲板下邊的船艙里。剛上船，學校就發給每人一套肥大的黑色粗布棉服。船經上海，入東海、黃海、渤海，經過幾天幾夜航行，到葫蘆島軍港下船，轉乘一輛破舊火車，回到沈陽。學校滴水成冰，媽媽知道情況后，馬上寄來呢子大衣、自己的皮袍、毛褲等衣物，又幾次寄來錢，讓我買皮靴等防寒物品。穿上母親的厚厚的皮袍，暖在身上，也暖在心里。當時，國共內戰已全面爆發。學生上課很不正常，學校里兩派斗爭很激烈。我牢記著爸爸的話，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1947年，共產黨軍隊的攻勢猛烈，沈陽局勢緊張，不少人都忙著往內地跑。爸爸從南京托人幫忙買了兩張機票，我和一位同班同學一起從沈陽到了北京，先住在北京的二舅家，比較擁擠。說來真巧，有一天路經北池子66號的國民黨機關，我碰見了胡仁奎叔叔家的孩子，胡嬸非讓我住到她家里。她把我當女兒看待，我也幫她做些家務。爾后，東北大學遷到北平，恢復上課。當時的校園分散得很，我們上課在張自忠路，宿舍在棉花胡同，上下學都要走很遠。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東北大學又要遷回沈陽，我沒有回去，算是提前畢業了。緊接著，我考入1949年才成立的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邁進這所完全由共產黨辦的學校。學校有幾萬人，上課學習的內容大部分是政治書籍。

　　那時我得知，爸爸媽媽和尚勇已隨國民黨政府到了臺灣。尚仁妹因在校沒畢業，也留在了大陸。

　　南京碼頭一別，這一生，我再也沒有見過爸爸媽媽。

　　2002年，梁尚勇隨臺灣孔孟學會代表團來大陸做學術交流，與姐姐梁尚智在分別56年后第一次見面。 圖|口述者提供

　　半世紀后重聚

　　盡管我是個膽小怕事、較為謹慎的人，但這個“海外關系”的帽子卻在我頭上戴了多年。特別是在十年浩劫中，我被懷疑是“臺灣特務”，橫遭批判斗爭，強迫勞動改造，吃了不少苦頭，還殃及孩子們。

　　1981年，我丈夫拿到一份臺灣報紙，上面刊登了父親逝世的消息。他怕我傷心，將其悄悄放在柜頂，很久也沒有告訴我。

　　1987年，尚勇率臺灣代表團赴南斯拉夫參加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中國新聞社記者拍到他的照片，算是“見了第一面”。

　　直到2002年，尚勇隨李煥一起率臺灣孔孟學會代表團來大陸作學術交流，我們才在離別56年后第一次真正見面。我們把胡嬸、二舅等在京的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了一頓團圓飯。大家雖已垂垂老矣，拉著尚勇的手，我仍能想起他小時候的樣子。

　　尚勇弟小我7歲。小時候我們一家人在亂世中東奔西跑，他也跟著受了不少驚嚇。記憶中，他是個很愛干凈、性格內向、勤奮踏實的孩子。不管住什么房子，都打掃得干干凈凈，學習用品擺放得整整齊齊，而且不愿意讓別人進到他的房間。在樂山時，我們三姐弟做家務是有明確分工的。尚勇負責提水上二樓，因為住人的二樓沒有自來水。尚仁妹負責倒馬桶，她覺得這活兒不好聽，就把分工表偷偷藏在了鏡子后面。我負責劈柴，把買來的一尺多長的木頭塊用斧子劈成小塊燒飯用，每次都要備好回校后家里夠用的柴。尚勇常過來幫我把劈好的柴整齊碼放在小柴屋里，還十分懂事地對我說：“姐姐，我再大兩歲，就能幫你劈柴啦！”聽罷讓人心暖。

　　這次訪問大陸后，尚勇還來過兩次北京、山西。有一次，得知他要去東北考察途經大連，我們老兩口特意前去大連等候他。我曾計劃赴臺探訪，因年邁不便，在辦理赴臺手續的最后一刻取消了這次計劃。

　　那些年，我們時有通信和電話聯系，特別是節假日一定要相互問候，聊聊家常。今年春節我們通話時，還高興地相約爭取機會在大陸見面。真沒想到，那次通話竟然成了訣別。盡管他已85歲了，但我對他的離去還是感到很悲痛。

　　孩子們赴臺奔喪，代表我和尚仁妹兩家人送別了尚勇。近兩個小時的葬禮在臺北的連綿細雨中舉行，分為家祭和公祭。首先進行家祭，體現了殯葬禮儀文化的人文魅力；公祭由“監察院”院長為主任的治喪委員會主持，馬英九題寫匾額“績學貽范”，氣氛肅穆，規格很高。尚勇以他幾十年的勤奮學習、不懈努力，真正踐行了“誠正勤樸”這四個字，受到人們的由衷敬重和高度評價。他不僅是一位德高望重、儒雅博學的教育家，也是持事公正、作風廉潔的國民黨終身監委，我深為有這樣一位弟弟而感到驕傲！

　　孩子們在臺三日，一家人難得相聚，共享血濃于水的親情。在尚勇修繕一新的“梁家墓園”，孩子們祭拜了從未謀面的姥爺、姥姥，代我實現了70年來的心愿。他們還帶回了父親寫的《梁賢達八十回憶簡述》的復印件。細細閱讀，感慨不已，既更加體味到父母一生艱辛曲折的不易，也為終生沒能在父母跟前盡孝而深深內疚，更感謝尚勇一家在臺為父母所做的一切。

　　或許在另一個世界里，尚勇又與爸爸媽媽喜樂團聚了。愿他們的在天之靈能看到，讓一代中國人骨肉分離數十年的歷史悲劇，已永遠成為過去。(口述|梁尚智 整理|韓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