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團”和“圓圓”是和平的使者，榆社南村站佛也是和平的使者，但南村站佛的“出使”經歷更特殊。
——題記
我的故鄉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云竹，云竹鎮往東南約10里有個小村叫南村。南村與榆社所有的村子一樣，有山、有水、有原生態的村落和樸實厚道的村民，并沒什么特別的地方，但十幾年前，村口路邊有兩尊佛像卻煞是惹人注目，一尊是坐佛，一尊是站佛。坐佛現在依然慈眉善目、雍容典雅地安坐在榆社縣古生物化石博物館，站佛卻在經歷了一番不同尋常的磨難之后，成為一個特殊的使者到了海峽對岸的臺灣。
兒時，父輩的人們就曾給我講過南村石佛不同尋常的歷史背景，大致是說榆社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曾哺育了后趙皇帝石勒這樣的亂世梟雄。石勒的名望，不只因為他是一個一統北方萬里之邦的帝王，更是由于他在北方大興佛教，以佛法和諧多民族的共存，直接引領并促成了佛教在北方大地的興盛。也正是那時候開始榆社就與佛結緣，建起了瘞藏有佛祖真身舍利的天下第十八塔“榆社大同寺舍利塔”，歷朝歷代涌現出了眾多的石刻造像、塔樓寺碑等與佛事相關的佛教藝術瑰寶。緣于此，榆社獲得了“早期帝王和佛教文化的博覽室”美名。南村的坐佛、站佛就是在這種濃濃的佛教文化中孕育和誕生的。
遺憾的是，不管在什么時候，美的東西總是最容易遭到戧殺和破壞的。1994年，短短一個夏天，榆社連續發生了十數起文物被盜案。令人痛心的是，所有被盜文物，無一例外地全是分布在野外的佛教石刻造像！其中一尊，即是被列入國家一級文物的南村石刻站佛。該造像為唐朝石刻，高4.6米，姿態高大英武，衣衫紋飾流暢飄逸，面目慈祥威嚴，隱隱有唐王李世明之風。這尊石佛暗含了萬民百姓對和平生活的依戀和景仰，是一件典型的以佛教形式贊頌大唐盛世的藝術作品。這尊佛像也是榆社石刻中最為精美的一尊。后經警方多方偵查，雖然拘捕了一伙來自河北的文物慣盜，但得到的口供卻更令人失望：南村站佛已以68萬元的黑市價被偷運出境。自此之后，南村坐佛與站佛生死兩茫茫，遙遙不復聞。
這一年，無疑是榆社文物管理部門的一個恥辱之年，但也是一個警示之年。因為正是從這一年開始，縣里方開始在切實加強野外文物的管理與保護上下開了真功夫，但不管怎么說，南村站佛已成永失之痛，帶給人們的只能是惋惜與悲傷，帶給那尊坐佛的只能是孤獨與思念。
歷史的宿命往往總是很出乎意料的。1999年，也是一個夏天，臺胞鄭懷榆奉父親鄭裕桐之命，回原籍榆社祭祖掃墓。鄭裕桐先生是在1949年隨國民黨到臺灣的無數國民黨老兵之一，也是自1988年4月第一個回榆社探親的臺胞王佐才之后，于次年第二個回鄉探親的臺胞。那一次，老先生曾說過幾年條件好一些后要回鄉定居，要落葉歸根，但想不到，此言竟成了他這一生當中又一個莫大的遺憾。回臺后的第二年，老人便一病不起，只給兒子留下一句“回家看看”，便溘然而逝了。一如之前接待王佐才、鄭裕桐一樣，榆社的父老用最為樸實的濃濃鄉情迎接了鄭懷榆的歸來。在即將離開榆社的那一天，鄭懷榆看著這片和他連根連心的土地，看著這片土地上正在變化著的一切，看著一張張和自己一樣的黃皮膚面孔，這位滿臉粗礪的壯漢不禁熱淚長流，跪在高高的文峰塔前，虔誠地叩拜三記，又將塔前的一抔黃土隨身裝了，這才依依而去……
也就是在這一次，鄭懷榆給榆社帶回了一樣天大的驚喜：榆社南村站佛，現已在臺灣故宮博物院展出！而且，鄭懷榆將他“偷”拍到的一張石佛照片也交給了榆社有關方面。果然，經文物部門與留存的資料照片反復核對，確系南村站佛無疑！
至此，這尊石佛是如何被盜賊一步步偷運出境，又是如何在境外顛沛流離，又如何被臺灣故宮收藏的等等所有的疑問，似乎已經都顯得不是那么太重要了。當然，牽掛依存，遺憾仍在，但數年之久的杳無音訊一下子又有了下落，而且知道它尚還留存在和我們講著一樣語言的土地上，總該是不幸之中的萬幸了。而且，正如鄭懷榆先生說的，“我正是通過講解員的講解才了解到家鄉的歷史，正是通過對這尊站佛的認識才感悟到家鄉的善美”。恐怕連當初那些慣盜也沒有想到，這尊在他們看來只能是換取“美鈔”的石佛，竟在無意中變成了一名特殊的和平使者、文化使者。
鄭懷榆先生拍攝的這張榆社南村站佛放大照，至今仍高掛在榆社縣博物館第二展廳的正墻之上。而出于保護目的被遷至博物館的南村坐佛，此時也正默默無語的在與照片上的站佛悄然對視著、訴說著絲絲情愫……
坐佛曰：“相守千年，汝今何在？”站佛曰：“四海之內，皆是宇內，吾在東海之濱，弘揚佛法，普渡眾生，祈祝和平，一切安好！阿彌駝佛！”
每每行至此間，駐足靜觀，總覺得面前這尊坐佛和站佛那微啟的雙唇，似乎都在傾訴著什么，而那一雙雙沉穩的雙眸，更是一直在定定地遙望著遠方。哦，佛心有靈，定會頓悟：從臺灣到榆社雖然路途遙遙，但你我間可以自由行走的這一天真的已經很近了、很近了…… （作者 李旭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