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整潔安靜，比我想象得要簡陋得多。

　　書房和臥室的書架上，擺滿了他自己寫的和別人寫的書。客廳里，也和很多普通人家一樣，用一個博古架把會客區和餐廳區隔開。我細細打量這所謂的博古架，上面擺著的物件尋常且過時，甚至還有一瓶絹花放在上面。

　　這是不尋常的。

　　所以，當他吃過早飯，挪動著患病后不方便的腿腳走向我，并為我的等待表示歉意時，我的問題沖口而出：柴老，你搞了一輩子文物，這家里怎么沒件古玩呀？

　　因為他不是別人，他是柴澤俊———山西古代建筑研究第一人，負責過永樂宮搬遷管理和施工，主持過晉祠圣母殿修繕工程、五臺南禪寺修繕工程、去臺灣鑒定并迎回靈石資壽寺十八羅漢頭像、獨自拿出布達拉宮修繕方案，在山西這個全國文物大省當了12年古建筑研究所所長、當了8年山西省文物局總工程師的柴澤俊。

　　他把手一擺，淡淡一笑：“文物干部都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自己家里不能有文物。要說拿文物，就是我揀個你們眼里的爛東西都是好的，我認識呀，但咱不做那事，這是搞文物的禁區。”

　　人們總會對堅持職業操守的人產生敬意，尤其當他每天面對的是價值連城的寶貝。我更好奇的是：這份鑒寶的眼力是怎么練出來的？有沒有什么秘笈傳承？

　　他哈哈大笑：“哪有什么秘笈？我是個初中只上了三個月的高小畢業生，我研究東西也好保護東西也好，下了很多苦工夫，工作50多年，從來沒有過過什么禮拜天節假日……”

　　話匣子就此打開———

　　1954年，在太原大營盤等活干的年輕人

　　我是臨汾人，我父親是從山西大學堂畢業的，我還記得有塊學校獎給他的牌子，上寫“六榜第一”，但他29歲就故去了，我當時只有兩歲半。

　　家境困難，我剛讀到中學就失學了，就一直想出來找點事情干。1954年，我20歲了，背個鋪蓋到了太原，每天一大早就到大營盤沙河橋上等活。有時候一天能掙8毛，有時候一天能掙1塊。并州路邊有很多飯攤，買一碗高梁面就是一頓飯，一天還得花兩毛錢店錢，睡大通鋪。

　　9月，父親的同學徐德俊介紹我到晉祠文管所打臨工，那兒當時正翻修獻殿，我在工地干的是拉砂、篩灰、拌灰這些重體力活。

　　苦不苦？當然苦，可從來沒想過“咱回家吧，回到臨汾咋也有地種有飯吃”，我就覺得，人的一生如果不在青年時期受一點苦、見一點世面、學一點真正的知識，一生都會無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