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個看來很普通且并不遙遠的時間點，在臺灣導演謝雨辰和他的家人看來，卻是改變命運的人生坐標線。算起來，這一家人突破封鎖“秘密”回到大陸定居已整整30年。

　　“80后”、“90后”的年輕人對謝雨辰這個名字大概感到陌生，對于30年前的海峽兩岸關系恐怕更是知之甚少。21日，由北京市臺聯(lián)主辦，臺盟北京市委、中影集團協(xié)辦的一場特殊的座談會，將記憶拉回到那個兩岸尚處隔絕對峙狀態(tài)的年代。

　　30年前的那個春天，謝雨辰的妻子張金鳳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從臺北前往香港。這個母親不敢告訴兒女此行的真實目的地，只說是去看望他們在外拍戲的父親。全家在香港團聚的第二天，謝雨辰才跟孩子們“宣布”了回大陸定居的“驚天決定”。

　　在當時的臺灣，國民黨當局還未解除戒嚴，任何人與大陸接觸都會面臨極大危險，更何況是已在臺灣拍攝了數(shù)十部電影的文化名人謝雨辰要“叛逃大陸”。

　　“現(xiàn)在回想起來，實在太難了！太難了！臺灣與祖國大陸僅僅相隔了200海里不到的一道海峽，當我們跨了過去，才發(fā)覺這一路是那么漫長，那么艱難！”年過七旬的謝雨辰感慨往事，不禁語塞哽咽。

　　特意來京參加座談會的謝震隆是謝雨辰的二哥。他回憶說，弟弟去大陸后，在臺灣的謝家人被禁止出境3年，電話被監(jiān)聽長達10年。

　　一個在臺灣事業(yè)成功的文化精英，一個在島內有著優(yōu)渥生活的家庭，因何緣故，不惜冒著危險、背負“罪名”，跨越海峽來到從未生活過的大陸定居？謝雨辰講起了自己成長的故事：“因為，我不幸出生在1940年，那個日本野蠻統(tǒng)治下的臺灣。”

　　謝雨辰的故鄉(xiāng)在臺灣苗栗，是一個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謝氏家族來自廣東梅縣，到他已是遷居臺灣的第11代。“從小，父母就告訴我，一定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先是300多年來陸陸續(xù)續(xù)從‘唐山’(指大陸)過來臺灣的，要飲水思源，有朝一日一定要回去祭拜祖先。”謝雨辰說。

　　“1945年，日本投降了，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可是，另一個大不幸又很快降臨。”謝雨辰說，1949年臺灣海峽被封鎖，“臺灣同胞回他們朝思暮念的大陸祖地去祭祖的愿望破滅了”。很長一段歲月里，謝雨辰只能將那份對祖國大陸最樸素的思念深埋心底。

　　直到1979年元旦，正在香港的他坐著朋友的車，打開收音機竟恰好聽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發(fā)表的《告臺灣同胞書》。“我看到了沖破封鎖的希望，真的太高興了！”那晚，徹夜難眠的謝雨辰下定了決心。

　　又過了5年，謝雨辰帶著妻兒終于踏上夢想多年的“歸程”，真真實實地踩在了他魂牽夢縈數(shù)十載的大陸祖地之上，這位電影導演也迎來了藝術創(chuàng)作上嶄新的明媚春光。

　　1985年，夫妻合作拍攝了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夜行貨車》，創(chuàng)下中國影壇單片500拷貝的最高紀錄。其后，謝雨辰又接連創(chuàng)作了《望春風》《烈火恩怨》等一批優(yōu)秀影片，其獨樹一幟的電影風格、深邃雋永的藝術魅力備受好評。

　　回到大陸，謝雨辰夫婦除了藝術創(chuàng)作之外，還心系著國家建設和兩岸關系的發(fā)展。

　　北京市臺聯(lián)會長蘇輝介紹說，從1988年起，謝雨辰連續(xù)擔任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張金鳳也曾擔任第九、十屆北京市政協(xié)委員。據(jù)了解，在參政議政的工作中，他們積極建言獻策，參與提案涉及保護北京歷史文化風貌、改善外來務工人員居住環(huán)境、解決臺灣農(nóng)產(chǎn)品在大陸的銷售問題等諸多方面。

　　遠離故土，謝雨辰夫婦無時無刻不牽掛著寶島臺灣，他們將消除兩岸同胞間的隔膜、誤會視為自己“當然的使命”。臺盟北京市委主委蔡國雄介紹說，謝雨辰夫婦每年都邀請在京的臺灣學生到家里吃年夜飯，每年義務接待島內來訪臺胞數(shù)百人次，他們在北京的家甚至被稱為了“臺胞接待站”。

　　30年彈指一揮，謝雨辰的孩子們早已長大成人，如今在藝術界、廣告界都卓有建樹，還分別加入了臺聯(lián)、臺盟組織，接下了父母傾注半生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事業(yè)接力棒。

　　座談會上，小女兒謝伊雯念起了父親為這個特殊日子所寫的一段話：“如今，海峽兩岸風平浪靜，來往于兩岸的血脈鄉(xiāng)親成千上萬，絡繹不絕，形勢非常喜人。兩岸曾經(jīng)歷的仇視、敵對乃至兵戎相見，都已不再復返。兩岸人民越來越有福氣了！但愿人常在，共享太平，共圓中國夢！”

　　從臺灣趕來的五弟謝光南則感慨地說：“四哥的遠見、魄力、膽識令人欽佩，今天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成就。我想說，我們是幸福的中國人！”(記者陳鍵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