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臺北6月15日電（記者陳鍵興　章利新）二十四五歲時，阮義忠第一次透過照相機的取景框“看世界時的感覺”是：“那是一種無法回避、無法把自己從現實人間抽身出來的，令我驚慌失措的處境。”

　　40多年后，阮義忠已是蜚聲兩岸攝影界的名家和導師。今年，他在１９８７年推出的《人與土地》攝影展在臺北“重裝再現”，而“阮義忠攝影人文獎”不久前也正式啟動，受到兩岸攝影界關注。近日，他在臺北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如是表達其心中的攝影與世界的關系：“創作的原點就是生活的原點，要透過鏡頭用溫暖的視角，去凝視我們周遭的一切，去看見活生生的生命，去思考如何用鏡頭去喚起反省。”

　　長年不懈的攝影實踐與理論探究，讓這位臺灣攝影家淬煉出獨到的影像哲學，而常年行走兩岸的他更將推動華人攝影發展作為“志業”，期望為此投入更多心力。

　　攝影家的“養成”

　　《人與土地——阮義忠經典攝影集》的封面照片，也是此次阮義忠重展的海報照片，對于兩岸喜愛攝影的朋友應該并不陌生。那是1986年，在臺灣屏東牡丹鄉的旭海村，十多個孩子站立在地平線上，其中一位男孩正在空中翻跟斗。

　　已故《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對阮義忠的作品“留下”如是評語：“他的鏡頭面向著臺灣的農村，構圖框架在農作的勞動現場，焦距是平民的質樸與高貴。”

　　阮義忠的作品以人文紀實為主要風格，在幾十年的攝影生涯中，他一直專注地用鏡頭對準臺灣尋常百姓的生活，呈現出對人性的溫暖關照、對土地的深沉眷戀。這樣的關切，與其生命的經歷有著緊密的關系。

　　這個出生在臺灣宜蘭縣頭城鎮的木匠之子回憶說：“我家七兄弟兩姐妹都吃足了勞動的苦頭，從小就是農夫。我厭惡這個身份，努力想洗去這個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恥印記”。“在那個時期，我從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緒。這就是我的成長背景，生命中一個沉悒笨重的包袱；我扛著它走了很長而且是錯誤的一段路”。

　　高中畢業后，阮義忠進入一家文學雜志擔任插畫作者，退伍后加入另一本雜志，開始拿起相機，從此扎入攝影的“深淵”。

　　最初拿起相機的阮義忠透過取景框，又看到農林、土地、勞動……他無法在自己曾怨恨的那種生活方式中去尋找創作題材。所幸，阮義忠堅持拍了下去，他的鏡頭開始不知不覺地為土地上辛苦的勞動者和他們擁有的可貴品質所吸引。

　　“那些人，那些土地，透過我的相機令我溫暖和感動，使我一天天從幼時的噩夢中醒來。”他解釋《人與土地》系列時說，“我急切地想要把重生的經驗傾吐出來，急切地想在自我救贖中，找尋任何可以看到的希望之光。”

　　高信疆曾在文章回憶說：“剛認識阮義忠時，他是以插圖在文藝界闖出名氣的，后來也讀過他的詩和小說。在這些不同形式的創作活動中，我都看到一股無比炙熱的深情，和他那特有的才情與思考。這些秉性，在他的照相機觀景窗里，愈益清晰地對準了焦距，也更加飽和地曝了光，而成為他對人、對事、對生活的至情關懷。”

　　攝影家的“堅守”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阮義忠編著的《當代攝影大師——20位人性見證者》《當代攝影新銳——17位影像新生代》兩本書推出簡體版，讓他走進了大陸攝影界的視野。近年來，阮義忠在大陸再版、新版的書籍已超過10本。

　　1992年，阮義忠創辦中英文雜志《攝影家》，至2004年共出版62期，成為海峽兩岸攝影家的“伯樂”，為不少華人攝影師走入西方視野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從臺北藝術大學退休后，阮義忠于2013年開始在兩岸一些城市開設工作坊，講解攝影美學和大師作品，分享創作經驗，指導暗房操作。

　　阮義忠告訴記者，自己現在一年有一半時間在大陸，一半時間在臺灣。在臺灣時，每天3點多起床，4點多喝完咖啡，5點以前就進暗房了。

　　阮義忠現在很少拍照，而是把更多的時間傾注在暗房里，因為過去拍的很多膠片沒有放大，或者希望放得更好。

　　“底片就像是樂譜，放大底片則是演奏，20歲時和60歲時演奏是不一樣的，因為人世歷練不同了，體悟也不同了，現在再來放大，更有情感，更有深度。”他說。

　　阮義忠對暗房的態度也是一種堅守：“傳統的影像在暗房誕生，現在的數碼攝影則是在‘光天化日’下隨拍隨傳，只有光學部分，少了化學部分。進暗房讓我覺得自己依舊是一個匠人，不只是在捕捉畫面而已，而是在完成一件作品。”

　　當記者問及攝影科技不斷發展，人們遠離暗房似乎不可避免，阮義忠解答說，他并不是要否定數碼攝影，而是希望今天的攝影者了解攝影的傳統。

　　“要了解攝影的傳統，每按一次快門都要全神貫注，把那一瞬間當成千載難逢的機會。”阮義忠說，“我鼓勵回到傳統的創作態度，哪怕用手機或數碼相機，應該有一個理念，按一次快門就有一個成本，過去是物質上的成本，現在是精神上的成本。傳統的態度里面是‘惜物’的精神，一個‘惜物’的人才會‘惜情’。”

　　攝影家的“擔當”

　　“攝影增加了我的生命寬度，我也應該在有生之年為它多盡一分力。”堅守帶來了一種擔當，阮義忠原本設定的目標是70歲時創辦一個攝影獎，現在提前了4年。

　　在大陸學生的“鼓動”之下，“阮義忠攝影人文獎”今年正式設立，并于6月起啟動首屆征稿。

　　談起初衷，阮義忠說：“我一直認為，攝影的本質是發現與記錄，也就是向外觀看，找到事物之間的關系，將其捕捉，把意義傳達給更多人知道。但是，近年來，實地感受兩岸各地攝影活動的蓬勃，也觀察到目前流行的攝影表現嚴重偏向觀念性，人文精神逐漸稀薄，令人憂心。”

　　阮義忠認為，西方主導的世界性攝影獎對亞洲尤其是華人攝影不夠關心，而華人攝影獎近來更關注觀念性和藝術性攝影。因此，他萌生了設立一個只針對華人、突出人文性與紀實性的攝影獎，希望“適當地平衡一下”。

　　“當代影像藝術越來越講求個人的觀念表現和視覺上的刺激，越來越冷酷，跟觀眾的距離越來越遠。我們希望鼓勵大家能夠耐得住寂寞，用鏡頭去發現你周遭的跟你有關系的題材，回到你生活的原點，找到自己內在與外在最有共鳴之處，通過相機把它反映出來，那才是真正有深度的東西。”他說。

　　1982年，阮義忠在澎湖望安海邊拍攝，幾條小舢板緩緩靠岸，婦人們沖上前去協助卸載漁獲。其中一位把一尾色彩艷麗、體形碩大的鸚鵡魚兜在懷里，阮義忠趕緊舉起相機。“誰知婦人的動作比我更快，馬上就把魚捧起擋住了臉說：‘拍魚就好了，不要拍我！’”于是，阮義忠留下了一幀充滿超現實意境的作品，他在注解中寫道：“導演是她，我只不過按了快門。”

　　阮義忠的黑白老照片，歷經歲月的洗禮，如今看來更加意味雋永——那被定格的風景早已在現實中消逝，卻能將當下的觀者拉得很近很近。阮義忠在結束受訪前說的一句話，讓人更深切感受到攝影確已成為他的信仰：“攝影者需要找到自己和拍攝主題之間‘精神上的血緣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