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祖國三千里》。本報記者 孫立極攝

臺灣作家藍博洲。本報記者 孫立極攝

　　吳思漢，一個生命定格于27歲的臺灣青年，在《尋找祖國三千里》出版前，只是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數字中的一個。沒有多少人知道，半個世紀前，他曾經只身跋涉千里，克服重重困難，回到祖國參加抗戰。

　　擺在臺北誠品書店的顯著位置，去年出版的《尋找祖國三千里》，還承載著另一段追尋故事——臺灣作家藍博洲用十幾年時間，尋訪所有能找到的當事人，一點點收集資料，終于拼構出臺灣早期共產黨人吳思漢的傳奇一生。

　　祖國啊，你的臺灣兒子回來了

　　1944年4月5日，日本京都。還不到20歲的吳思漢，穿著干凈的學生裝，踏上開往下關的火車，準備從下關換乘渡輪赴釜山。望著窗外的風景，他想，此行如能成功，那么，身為一個臺灣青年的他，就能實際投入祖國抗戰建國的隊伍了。想到這里，心胸立刻被一種莫名的感動充塞，眼淚于是就不可控制地順著雙頰流了下來……

　　《尋找祖國三千里》沿循了藍博洲一貫克制平靜的文風，在他不動聲色的敘述中，吳思漢的一生徐徐展開——原名吳調和的吳思漢，臺南白河人，從臺灣跨級考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讀醫學。忙于經商的父親為長子備感驕傲，卻不知道他因為不滿日本殖民統治，早就下定決心“大學畢業后，以技術者的身份回歸祖國”。

　　入學不到一年，吳思漢就毅然放棄京都帝國大學的學業，實施自己的回國計劃。他穿越朝鮮半島，過鴨綠江，潛入東北、華北淪陷區，再突破前線封鎖，深入內地，大半年后，終于抵達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時任《大公報》記者的李純青，回憶抵重慶時的吳思漢：“他衣衫好幾處窟窿，露出黝黑的肌膚。”盡管如此，“他是如此斯文，眉目清朗，風度倜儻，說起話來有條不紊，明察事理。”

　　李純青聽吳思漢講述一路經歷：去山海關的途中，被日籍檢查員查扣，沒收了作為旅費的藥品；因為經濟困窘，被迫在天津找了一份工作暫時糊口；找不到去重慶的路，苦悶中，考入了北京大學；在河南，饑寒交迫時賣掉大衣；終于進入抗戰區，卻被當作日本間諜監禁起來……這個說著生硬普通話的臺灣青年，一會兒被日本人追查，一會兒被同胞懷疑，“一關比一關難越，其曲折驚險，有如希臘神話英雄尤里西斯還鄉記。”李純青因而感嘆：“每個臺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敘事詩。”

　　很快，抗戰勝利，吳思漢也回到光復后的臺灣，進入一家報社工作。如果故事在此時畫上句點，縱使千辛萬苦，也是圓滿結局。然而，生長在1949年前后，一個熱血青年注定無法享受普通人的平凡幸福。1950年11月28日，吳思漢作為“匪黨支部書記”被臺灣當局“明正典刑”。在臺北馬場町，這位曾經奔到鴨綠江邊激動呼喚“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臺灣兒子回來了”的青年，身中三彈，倒在5年前剛從日本統治下回歸祖國的臺灣土地上。　　

　　那些被槍殺的人，優秀太多了

　　“我被吳思漢流星般燦爛而瞬間消失的悲壯生命傳奇吸引了。為了理解像他那樣的殖民地臺灣青年的身份認同之旅，我開始尋訪吳思漢的腳蹤。”

　　1987年，27歲的藍博洲在《人間》雜志制作臺灣二·二八民眾史專題時，無意中聽到吳思漢的故事，從此開始了艱難的追尋之旅。“我陸續打聽到、找到他的同學、家人，最后很曲折地找到他的遺孀。另外，也在圖書館找到吳思漢講述回國經歷的文章《思慕祖國 不遠千里》。就這樣，曲曲折折十幾年。”藍博洲還利用到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的機會，試著分段重走了吳思漢走過的路，回想他站在那里的所看所思，“直到再也找不到材料了，找不到可以訪問的人了，我就把它寫出來。”

　　在藍博洲的追蹤下，一心奔向重慶的吳思漢，最終走上“匪黨”的道路并不偶然。1947年，臺北“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吳思漢人在上海。在上海臺灣同鄉會，與吳思漢相識相交的徐萌山告訴藍博洲，吳思漢說他“一定要回去推動臺灣的新民主主義運動。于是，他不懼滿天密布的白色恐怖羅網，毅然地乘船回臺。”

　　事實上，當年，取道日本回國抗日的臺灣青年并不只有吳思漢。《尋找祖國三千里》書中除了吳思漢，還介紹了林如堉、李中志、張金海……他們同樣千方百計回到祖國——林如堉假裝到日本軍中服役，借著回臺灣運白糖的機會，將運糖船直接開到抗戰區了；更為相同的是，他們選擇了同樣的道路，也遭遇了同樣的槍殺。

　　“當時臺灣有四大才子：郭琇琮、許強、呂赫若、吳思漢，都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也都是地下黨。”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雖然出身富裕的家庭，無一例外，都同情底層群眾，為實現社會公平的理想，都將生死置之度外。

　　藍博洲最惋惜許強。許強是臺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生，當年曾被日籍澤田教授夸贊，是臺灣唯一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天才型學者。許強34歲即成為臺大醫院第三內科主任，37歲即被以“匪諜”罪名槍決，讓這位可能對臺灣醫界乃至社會做出重大貢獻的領軍人物提早結束了一生。

　　臺灣著名的政治受難者陳明忠在一次訪談中，毫不避諱地說：那些被槍殺的人“都比我們沒被判死刑的人，優秀太多了。”

　　吳思漢死后，余波未了，他的父親被關押了10個月，幾乎傾家蕩產。吳思漢的遺孀李守枝沒有孩子，也沒有再嫁。每年清明，她都從臺北趕到臺南白河祭拜吳思漢，但為了避免連累他人，她燒光了所有吳思漢的照片，只能把這個人藏于記憶深處。　　

　　讓被湮滅的歷史一個個地出土

　　將近40年，吳思漢們死因成謎，家人朋友也緘默無語。1987年，《人間》雜志刊出了藍博洲采寫的《美好的世紀》，首次講述了醫界精英郭琇琮的生平。這篇文章用石破天驚來形容也不為過。臺灣著名導演侯孝賢就稱贊，藍博洲的《美好的世紀》和《幌馬車之歌》是“先驅”。此后21年里，藍博洲寫了21本書。幾乎每本書，他都聚焦于臺灣上個世紀50年代前后那段被湮滅的歷史。

　　1960年生于苗栗的藍博洲，黝黑面孔、參差不齊的絡腮胡須，人如其文，樸素、沉靜、平和。“我是偶然碰觸到這段歷史，發現真正的歷史跟臺灣主流社會所講的不一樣。”他說，從郭琇琮開始，這些人的人格、理想主義感動了當時20幾歲的他。“我本來15歲就立志要寫小說的，可是當我碰觸到這些體裁時，我就告訴自己，我往后的人生，別的事也不干了，就認真干這些事。一定要努力讓這些被湮滅的臺灣歷史與人物，一個個地出土。”

　　剛開始，藍博洲受到了很多限制。“雖然我知道他們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可我不能寫出來。臺灣是一個病態的反共社會，因為從小就被強迫灌輸反共教育，絕大多數的人還沒辦法接受他們的身份。包括他們的家屬。他們會講，我父親、我哥哥是很優秀的人，不可能是共產黨。”

　　藍博洲不只一次遇到，受難者家屬愿意向他講述那些苦難往事，卻心有余悸地再三叮囑不可以寫出來。他坦承自己在寫《幌馬車之歌》時曾經違背對受訪者的承諾，把他們辦地下報紙《光明報》的內容寫了出來，因為他“觀察臺灣社會當時的脈動，應該可以在言論上勇敢突破；如果連這個都不寫，一般社會大眾不會知道這些人是為何而犧牲的。這樣，給‘文化臺獨’可乘之機，將臺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扭曲為臺灣人悲情論的歷史。”

　　“如果臺灣老百姓不了解真正的臺灣歷史，在兩岸關系未來發展的議題上就會被誤導。”藍博洲更希望還原歷史真相。“長期以來，‘臺獨派’刻意把‘二·二八’解讀為‘臺獨運動’的歷史起點。”他說，“恰恰在1945年到1950年，當時的臺灣青年的身份認同還是中國人的認同。經過要求民主、自治的‘二·二八’斗爭失敗后，他們的認同從白色祖國轉向紅色祖國，進而要求結束內戰，要求國家統一。”

　　當然，在當今的臺灣，甚至兩岸，這個主題、這段歷史都不討喜。藍博洲自我解嘲：“藍綠都不喜歡。不只藍綠，今天大陸多數年輕讀者喜歡的臺灣文藝作品，恰恰是脫離臺灣現實、回避社會矛盾的‘小資情調’的內容。”但藍博洲所聚焦的題材才是活生生的臺灣民眾史，只有了解那些受難者家人半個世紀來都不能釋懷的心痛，才能理解臺灣人為什么會有那么深的悲情，才能理解為什么民進黨操弄族群議題常能輕易奏效，也才能理解為什么藍博洲，這位被島內“文化臺獨”派批成“為匪宣傳”的作家表示：“臺獨”絕對不可能實現，也不值得支持，但要理解它產生的歷史背景，對飽含悲情并期望“出頭天”的廣大臺灣民眾要有歷史的同情。

　　游走于主流文學之外，注定了藍博洲的追尋之旅不會平順。本來《尋找祖國三千里》不必花費十幾年時間，藍博洲說：“主要是沒錢。我是自由寫作者，有最大的自由，也有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沒有足夠支持采訪寫作的資金。”一般說來，他花十年時間寫成一本書的版稅收入大概只有6萬元新臺幣左右。已過知命之年，同齡人可能擁有幾處房子，一直沒有固定薪資收入的藍博洲，卻還經常不得不接受寫作之外的演講或授課等邀請。他雖然生活清貧，但身心自由。(本報記者 孫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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