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9年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1949年8月5日，美國發表了《美國和中國的關系》白皮書，這本書連同附件有1054頁，100多萬字。當時，即將成為開國領袖的毛澤東親自寫了五篇文章來駁斥，并感謝美國自己提供了教材，幫助中國人民更深刻地認識美國，也更深刻地認識中國革命的意義。從1949年8月14日開始至9月16日，毛澤東先后為新華社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5篇針對這一白皮書的評論。

　　 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一文中，毛澤東這樣寫道——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干（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他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么一回事。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時，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的講話又來了，這一次的論調和69年前的白皮書很相似，起到的效果也很相似，成功地幫助了新時代的中國人民更加深刻地認識美國，更加深刻地認識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改革開放40年，對于中國人民來說，這是一個值得隆重慶祝的年份。因為正是通過改革開放，中國變得一步步走向富強，朝著民族復興的目標堅定扎實地前進，并前所未有地接近這個目標。在這樣的年份，在這樣階段，經歷一些挑戰和困難，只會映射出改革開放的成就，增加民族復興的成色。

　　 彭斯就本屆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的講話，選擇在美國已經宣布對約200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美國的中期選舉快要進行時候發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是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美國政府的貿易霸凌主義行為、美國本屆政府上臺以來各種不當做法行將遭遇失敗的預兆，這種裝出來的慈悲和崇高，細讀起來字里行間有一絲對貿易保護主義、貿易霸凌主義走不通的心虛，有一絲對獲得選民支持心中無數惶惶無助而臨終交代的氣息。

　　 本屆美國政府上臺以來，很多美國政客對內高喊著美國優先、美國第一的口號，迷惑了一部分美國人。事與愿違，就是這幫人在逐步將貿易保護主義、貿易霸凌主義付諸實施后，而且實施的對象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這個政策在不斷加碼的情況下，迄今沒有看到收效的絲毫征兆。相反，刺激了中國加快轉型升級和自主創新，走上更加有韌性、更加可持續、更加不用看人臉色的經濟發展路徑；也展示給全世界看，看看這個供奉著自由女神的國家可以多么僵化、保守、狹隘、剛愎。以推卸責任為目的的講話，以唯恐遭遇中期選舉失敗提前吹風為目的的講話，以這種先造一個鍋甩到中國身上轉移注意力的談話，應該選在這樣的日子發表是很用心機的。

　　 美國是1840年以來掠奪、侵略、壓迫、剝削中國的列強之一，這一點美國應該比中國還清楚，美國的多處博物館里至今還擺放著從中國掠奪來的文物（當然，沒擺放的還有多少美國自己知道），單單講這些文物的數量和價值，中國就沒有美國清楚，當時沒有搞清楚，現在也沒有美國清楚。

　　 在晚清政府的廣州禁煙運動中，美國人沒有閑著，美國的鴉片商于1839年5月聯合上書美國國會，要求美國政府與英、法、荷等聯合起來對付中國。這些檔案美國一定比中國更清楚，文明有一點好處，就是文字清明，擺在那里，證明著美國人在侵略中國的列強中，穩穩地站在了第一序列，比中國自己界定的近代史起點——1840年還要早！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總統約翰·泰勒于1842年12月咨會國會，要求派遣代表來華商談建立新的經濟關系。1844年7月3日，美國強迫晚清政府在澳門的望廈村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不平等條約，也是清政府與美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所有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中攫取的利益，美國一樣不少，而且還有額外獲得，簽約的首任美國駐華公使凱萊布·顧盛自詡為超過了中英南京條約16處，主要有：

　　 ——加上了“倘中國日后欲將稅率變更，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的關稅協定權；

　　 嘖嘖，中美這關稅的梁子是結的多早啊，真是天不遂人愿，要是條約繼續生效到今天，哪里還有什么貿易戰啊。

　　 ——加上了兵船巡查貿易權，“嗣后合眾國如有兵船巡查貿易至中國各港口者，其兵船之水師提督及水師大員與中國該處港口之文武大憲均以平行之禮相待，以示和好之誼；該船如有采賣食物、汲取淡水等項，中國均不得禁阻，如或兵船損壞，亦準修補。”

　　 174年前，最先攫取兵船巡查貿易權的是美國，174年后，屢次派遣軍艦和戰機，放著寬闊的南海國際航道不走，屢次進入中國駐守的南沙島礁12海里之內宣示所謂“航行自由”的，還是美國。

　　 ——加上了“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后，兩國派員公平酌辦”的伏筆。

　　 于是到了12年之后——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因為美國果然提出修約，英法也借著片面最惠國待遇援引這一條要求修約，在沒有獲得應允的情況下，開戰。歷史的脈絡啊，被美國給“套路”了的中國啊！

　　 還有，和英法一樣，美國也獲得了片面最惠國待遇，即今后所有的列強再從中國攫取特權，美國一例享有。

　　 這都是中國應該感激美國的，至少，自后無論哪個列強侵略了中國，中國不論輸給誰，讓渡什么特權給誰，結果都要再加上一個美國，顯得好像一打多似的，多有面子啊。

　　 條約簽訂的日期是7月3日，這是美國使團的精心設計，把攫取于中國的權益作為獻給美國國慶的禮物。這就是美國和中國的第一次親密官方接觸，這就是中美友誼的開端。

　　 美國資產階級學者丹涅特（1883―1949）這樣評價望廈條約：“美國在《望廈條約》中第一次顯現了帝國主義的色彩。”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1844年之時，經歷了建國68年的發展的美國，逐步強大起來的美國，在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身上第一次顯現了帝國主義的色彩，中國和美國的淵源是如此深厚，中國是美國向著帝國主義進軍的祭旗之卒、墊腳之石、開刃之木、示威之靶。

　　 中日甲午戰爭中，美國在中立的名義下偏袒日本，包庇日本間諜，在其他列強施壓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時千方百計減輕日方壓力，以至于日本天皇在中日互換和約的第4天，也即1895年5月12日，專程寫了一封感謝信給美國國務卿，希望對在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外交官和領事官予以嘉獎。日本于當年11月1日將這封感謝信通過日本駐美公使送達美國總統克利夫蘭，向他表示“最崇高的問候和敬意”。日本天皇在感謝信中這樣寫道：

　　 “我尊敬的友好的朋友，在日本帝國與中國進行戰爭期間，在您的善意允許及直接英明的指示下，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和領事官們為我們在中國的日本臣民提供了友好服務，并在許多場合向他們提供援助和幫助。……”

　　 至于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之時，作為前鋒的美國的第十四步兵團在東便門城墻上的裂縫中攻入北京城，并將星條旗插到了天安門上。在之后的辛丑條約中，美國拿到了7.32%的賠款——71,899,832兩白銀。

　　 相信彭斯是可以很容易地調閱這些檔案的，用來支撐他所謂“當中國在其稱之為‘百年國恥’的時期遭受侮辱和剝削時，美國拒絕參與其中，并倡導門戶開放政策，以使我們能夠與中國進行更為自由的貿易，并維護他們的主權。”

　　 辛亥革命后，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這就是美國對于中國在進步的革命力量推翻封建王朝時的表現。

　　 更可笑的是，彭斯說“在戰爭之后，美國確保中國成為聯合國的一部分，成為戰后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積貧積弱的中國，在當時世界強國法國都投降了的情況下，在很長時間內處于獨立抗擊日本的狀態下，在戰爭后期還派出遠征軍赴緬甸支援英美盟軍的情況下，最終付出了3500萬人傷亡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了舉世矚目、不可或缺的貢獻，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這樣鐵一樣堅硬的事實，竟然能得出是美國來“確保成為聯合國的一部分”的謬論！

　　 彭斯應該再一次去調閱檔案，至少去看看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對中國抗戰的評價——“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日本有多少師團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中國是有著5000年文明史而不是200年建國史的國家，所以中國人能從歷史的經驗中辨明很多不祥的征兆，比如判斷一個國家的發展態勢，當他到了大言不慚、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胡說八道而自我不覺自以為是的時候，這個王朝、這個政權、這個國家，可能正走在衰亡的歷史軌道上，正如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老子所言——人無信不立，國無信則衰。

　　 我們與彭斯一樣，愿上帝保佑美國！

　　 附彭斯相關講話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