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一味苛責作弊、抄襲和造假

　　目前，北京廣播電視大學（下簡稱北京電大）50余分校、工作站正在進行統一的期末考試。昨日，記者暗訪中國人民銀行電化教育中心教學點（下簡稱人行教學點），發現數百名學生存在作弊情況，但監考老師熟視無睹。（7月11日 《新京報》）

　　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咱中國應該是世界第一大抄襲大國和作弊大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咱中國人反對抄襲的呼聲也特別高，在世界上恐怕也屬一屬二。近日來，國人在汪暉及朱學勤“抄襲門”和唐駿“學歷門”的事情上鬧騰得特別起勁，尤其那個叫什么“方舟子”的人，自命為“學術打假專業戶”，沒事找事，嘩眾取寵，雖然制造出了一些轟動效應，其實卻并沒有打著中國學術造假的七寸，反而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枝枝節節，無關痛癢的地方去了，對于改變當前中國的各種不良社會現狀幾乎起不到任何實質性的作用——因為，方舟子們所進行的是一種沒有靶心或偏離了靶心的射擊，與和影子做戰無異，注定了將徒勞而無功。

　　不管考試作弊也好，學術抄襲也好，學歷造假也好，在中國目前這種獨特的社會政治語境里，早已是司空見慣——對于這些所謂的“不道德”、“不誠信”行為，我并不怎么反感；不但不反感，甚至還覺得很可以理解。換作我自己，若處于和他們相當的情境中，大約同樣也會作弊、抄襲或造假——至少不會比他們更“道德”。無他，他們的作偽大多都是為環境所迫，與道德的高下無關。

　　俗云，“一日賣得三千假，三日賣不了一個真”。古人常慨嘆“行路難”，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辦事難”。在咱中國，如果不學會幾套弄虛作假的本領，在社會上混就會到處碰壁，寸步難行。在此意義上，弄虛作假對咱中國人實在是一種謀生的本領，歷來就是如此，現在也不例外，方舟子之流又何須少見多怪呢？如我的一位朋友（也許就是我），在華師讀研時，小孩到了讀書的年齡，想進華師附小去讀書。可要進那個學校，就需要特定內容的這個證那個證，我那朋友都沒有。如果要把所要求的那些證明材料都搞齊，簡直比登天還難，可小孩卻不能不讀書呀。怎么辦？很簡單，花點錢到街頭找人做一套足以亂真的假證明材料就是了。這種行為能簡單地扣上一個“不道德”或“不誠信”的帽子嗎？如果學校不設置那些將人分為三六九等的準入門檻，我那朋友有必要去造假嗎？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的社會和制度體系不在考試、論文、學歷等上人為地捆綁那么多的利益，不將這些勞什子當成利益分配或權力分配的機制來使用，而是任人唯才，任人唯能，那些或作弊或抄襲或造假的人群有必要這么折騰嗎？正是由于弄虛作假的成本較低，回報很高，而認真唯實的成本則太高，回報卻很低，才使得弄虛作假成了一種在社會日常生活中普遍適用的行為方式，以至于大家都已經“熟視無睹”了。有鑒于此，對于那些自認為是正人君子的衛道者，不妨引用耶穌的一句話，即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生活于當前中國這種特定的社會政治語境中的所有人，恐怕誰都沒有資格拿起石頭來砸弄虛作假的當事人——因為，大家都做過或正在做同樣類型的事。

　　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就算他們考試不作弊、論文不抄襲或學歷不造假，或者說，他們的考試成績、所發表的論文、所獲得的學歷都是真實的，都是得到權威機構認可的，這種真實又能說明什么呢？這種真實和不真實又有什么區別呢？答曰，沒有任何區別——在咱中國尤其如此，因為真的往往并不比假的更有價值，擁有真實的人并不比擁有虛假的人更有能力、更有水平。至少，對于當事人來說，真還是假，有還是無，都不能使他或她真實的能力或水平增一分或減一分。

　　考試也好，論文也好，學歷也好，無非就是強大的外在權力強加于個體的一種定位裝置，是任性的權力隨意地刻寫在個體身上并作為利益分配依據的鬼畫符罷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弊、抄襲和造假既是某種對權力及其定位的消極順應，又是某種對權力及其定位的消極抵制。如果我們看不清這種鬼蜮般的不合理的權力運作伎倆，斤斤于或用道德的眼光來打量考試成績的高下、論文抄襲的有無、學歷材料的真假，其實也就在不知不覺中落入了權力的陷阱，維護的恰恰就是培育和制造了所有這一切弄虛作假行為的不合理的現行制度體系。

　　異史氏曰，“自古考試有高招，天下文章一大抄。牡牝驪黃無須辨，抓住耗子是好貓。”對作弊、抄襲和造假行為及其當事人本身的攻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醫療法，并不會使作弊、抄襲和造假變得更少，只會加重病情，使制造作弊、抄襲和造假的罪魁禍首，即現行制度體系變得更加神圣，使作弊、抄襲和造假等不道德行為的生命力變得更強大。因此，我們倒不如從真假、有無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里超脫出來，嘲弄、顛覆和消解當前這種逼著人們弄虛作假的不合理制度架構——對于減少弄虛作假行為，重建社會道德和社會誠信來說，改變或重建目前不合理的游戲規則比譴責游戲者的不遵守游戲規則可能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