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滅親”為何不受法律待見？

    某種意義上，“大義滅親”是個包含人倫缺陷的詞。滅親之“義”，多數情況下，是無情殘忍的，只算一種扭曲的“非義”，而非具有普適性的世間公義。平時我們很少主動去想其間深意，但隨著近日最高法一份文件（《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大義滅親”再次進入公共視野，引起熱議。《意見》規定，犯罪嫌疑人被親友采用捆綁等手段送到司法機關，在量刑時一般應當考慮犯罪嫌疑人親友意愿，參照法律有關規定酌情從輕處罰。也即，親屬“大義滅親”，嫌疑人或可被輕罰。

    其實，這一幕似曾相識。幾個月前，河北省高院有過類似規定：“被告人親屬舉報被告人犯罪，可酌情減刑”，也曾引起非議。當時就有學者指出，所謂“河北特色”是替當下刑事司法制度“背黑鍋”。現在最高法的《意見》印證了這一點。

    “大義滅親”，為何不招人待見？比如，歌手滿文軍大義滅“妻”，證實妻子吸毒，就曾遭遇輿論一片噓聲。而按說依照當下法律常識，

    知道違法犯罪行為而不交代——哪怕是至親之人涉案——是要以包庇罪論處的。這種哪怕以正義之名的“大義滅親”，仍讓人難以接受。因為它擊中的是人性人倫最柔軟的地方。如果套用我們漲價時最易想起的“國際慣例”就會發現，此舉是與國際通行法則相悖逆的。

    這是橫向維度上的比較，而從縱向歷史維度索引，也會發現中國古人也不提倡大義滅親。傳統儒家文化倒倡導“親親相隱”。儒家認為“大義滅親”有悖人倫扭曲人格，“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才合乎人性。這些柔軟的人格空間、道德律令，剛好填塞著剛性無情的法律制度之間的罅隙，讓社會得以正常運轉。

    雖然傳統敘事中，“埋兒奉母”、“臥冰求鯉”、“賣身葬父”，包括時下大片《趙氏孤兒》里“舍子救孤”等，都帶有偏離現代人倫的濃烈陳腐氣息，但不得不承認，“親親相隱”算個異數。它合乎現代精神倫理，而無論古今中外，大義滅親都是讓人難以下咽的一杯苦酒。

    特別是在人們動輒感嘆倫常淪喪、道德勢頹的當下，鼓勵“大義滅親”著實灼傷情感，痛入心髓。當然這一傾向進入刑事司法制度不過幾十年，時間并不算長，而且當時也有著特定背景。時過境遷，現在理應重新審視司法價值，明確刑事類法律在打擊犯罪的同時，也不能忽視人倫價值的維護。

    可以借鑒世界范圍內通行做法，規定“近親屬的作證豁免權”，讓容隱制度替代大義滅親的條款。法律并非萬能，親情倫理、道義傳統對于家庭和社會的黏合作用有時遠甚于法律條款。

    而且，正如研究量刑改革的刑法專家趙廷光所言，“大義滅親可輕判”也不合法律邏輯。親屬的行為不能說明嫌疑人本身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淺，危險性較小，輕罰存在邏輯混亂。恢復親親相隱和鼓勵大義滅親，是兩種價值觀念的沖突，一種是著眼集體利益，一種強調個人利益。而上述《意見》說明選擇前者仍然是當前司法實務界的主流聲音。而輿論則希望更注重個人權利訴求的那天早日到來。（李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