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茅臺4月11日發布2011年年報。該年報顯示，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84.02億元，同比增長58.19%；上市公司的凈利潤為87.63億元，同比增長73.49%。這其中，184.02億元的營業收入全部來自酒類，茅臺在國內的銷售額達到了177.61億元；余下部分是其在國外的銷售額，僅有6.4億元；國內國際銷售總額為184.02億元。

　　在2011年1年時間內，茅臺酒在中國國內的銷售額達到177.61億元，這是一個什么概念？這意味著中國人喝茅臺一年花了近178億元。那么，中國人喝茅臺一年花了近178億元，這又是一個什么概念？當然，有必要加以解釋的就是，此所謂“中國人”，幾乎僅局限在能夠用公款消費茅臺的少部分人。如此，即使不以接近100%公款消費茅臺的比例計算，而僅以90%的比例計算，其概念就是，僅喝茅臺酒一項，在2011年，公款花費的規模就達到了160多億元。如果加上其他名貴酒類的花費，公款吃喝僅花在白酒上的開支，保守的估計，1年輕易就可超過200億元。

　　在此，人們應該感謝茅臺的業績年報。這個年報，以人們熟知的數字形式，讓人們得以窺見和推算公款吃喝的規模，給了人們數目字的概念。曾有消息稱，中國每年在公款消費中的用酒量，相當于幾個頤和園中的昆明湖的水量之和，可謂“喝酒猛于湖”。看了茅臺的業績年報，可以相信此言不虛。自然，這又以形象化的比喻，讓人們對參與公款吃喝之人的肚量有了容積上的概念。

　　也許是巧合，也是在昨天，有媒體報道了與茅臺酒廠同處貴州的水城縣營盤鄉的幾十名學生每天要滑索過百米深淵求學的事。學生們每日以生命為代價的求學之路被拍成視頻發布到互聯網上，在短短7個小時內就被點播了近50萬次。然而，就是這個溜索，也是一個村民自拿1000元錢，而后又借來200元錢后，自己修建的。就是這條不值一瓶茅臺酒錢的溜索，成了當地2000多村民的外出必經之路。

　　當然，茅臺酒廠與營盤鄉、茅臺的業績與營盤鄉的現狀之間，并無因果聯系。甚至，即使把兩者并列在一起，茅臺酒廠也并沒有義務去幫營盤鄉修路架橋。不過，營盤鄉溜索的視頻，卻恰使茅臺的業績襯映了用公款消費茅臺者的道德窘境。與公款消費聯系在一起，固然有茅臺酒廠不可抗力的因素存在，但是，不論怎樣，只要茅臺的業績是國家財政款項支撐的，這就足以讓茅臺這個百年品牌的白酒得羞取辱。

　　最近，貴州茅臺董事長曾在媒體發文，自問茅臺“這樣一個純粹的、帶有厚重中國文化的產品，是否能在更廣闊的世界贏得更廣泛的尊重”。這個問題答案，其權威的出處，恐怕不是來自那些用公款喝茅臺酒的人，而恰是來自中國的普通公眾（參見光明網評論員文章《“茅臺業績是競爭最激烈市場創造的”嗎？》）。如果茅臺在中國都失去了公眾的尊重，蝕掉了百年積攢下來的口碑，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談“是否能在更廣闊的世界贏得更廣泛的尊重”，這不是一個大笑話嗎？

　　茅臺現時的不幸，就在于其勃興與人們日益增多的詬病公款吃喝的“口水”聯系在了一起。說到底，如果讓一個國家的公眾在一個酒廠的興衰，和國家官場和官德興衰之間作選擇，那么，稍有是非感的人，都不難在這兩者間作出取舍。有了這樣的背景，茅臺的業績好，就是公款消費的數額大。由此，從某種角度上甚至可以說，茅臺的成功，就是吏治的失敗。

　　面對茅臺的好業績，誰高興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