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下旬，浙江浦江開展“道德浦江”建設活動，除省管干部、縣委書記張偉亞等幾名當地主要領導之外，每個18歲以上的浦江人都要建立一份道德檔案。當時的設想是：“讓失德者失利、提高缺德成本”。但是領導們置身于道德信息庫之外，引起了當地部分官員的暗里質疑，最終不了了之。（5月4日《南方日報》）

　　如今，社會道德體系存在問題，已是不爭的事實，想盡各種辦法來提高公民的道德素養，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也顯得很迫切。可是，很多有關道德建設的嘗試往往無疾而終，甚至成了笑柄，原因不是有關方面不重視，也不是組織方不努力，信心不足，而是在道德考量的問題上，沒有一碗水端平，出現了各種特殊情況，比如領導置身其外。沒有公平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德的事情，還談什么重建道德呢？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時下社會道德淪落至此也絕非一天兩天，也不是一個人兩個人造成的。說難聽一點，社會道德如此尷尬，其實每一個社會人都有責任。在這種背景下，要想重建道德，自然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或者單單是普通老百姓來努力。職能者、領導者也是這個社會的成員。既然，他們中某些人的很多舉動，也曾經是導致社會道德黯淡的原因之一，那么在重建之中，他們自然也有責任與義務參與其中。

　　比如，福建省羅源縣一輛公務車撞到兩名群眾后，車上的人竟然見死不救，徑自離開。還有，某地公務員打親生父母等等……連應該起表率作用的一些職能者，尚且如此沒有道德，憑什么單方面要求公眾就必須要道德？如果領導干部不起模范帶頭作用，就算再好的經，也得念歪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光聽到有人吆喝，卻少見有涉及者主動迎合，由此衍生的種種后果，實在難以預料。

　　有名言說：一個人除非自己有信心，否則不能帶給別人信心；自己信服的人，方能使人信服。在拯救社會道德這個大課題面前，最先出的牌不該是建公民道德檔案，而是觀望公職部門是否已經有了令人信服或者足以征服公眾的道德檔案。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有的部門的一些決定和倡議，之所以引來一片質疑聲，也許也該從自身找找原因，正人還是先正己，方能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