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恥感”是時代之重

　　12月1日，第25個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題是“行動起來，向‘零’艾滋邁進”。

　　我們不得不以復雜的心態寫下這個日期。一方面，作為世界重點防治的傳染病之一，自上世紀80年代被發現以來，在世界各國的醫療合作下，艾滋病已經不再是一種蔓延的疫情，免費檢測、抗病毒治療正在成為許多國家的自覺舉動。如我國，就正在研究將艾滋病納入醫保。另一方面，我國艾滋病的感染人數仍在持續上升，截至10月底，全國累計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49萬余例。而統計分析顯示：我國尚有數十萬感染者未被發現，他們是艾滋病的潛伏患者。

　　那些未被發現的感染者，是必須提請社會高度關注的群體，因為其可能隱藏的艾滋病正經歷可怕的“體外循環”，是一個個被忽視的傳染源。而更需提請關注的，還是他們選擇“一個人承擔病毒”的緣由。這里面固然有著部分被感染者的不知情，待病毒發作，他們才真相大白。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對艾滋病患者習慣性的冷漠與恐懼，作為一種現實存在且相互感染的公共態度，讓艾滋病人自動選擇了與社會隔離開來。

　　冷漠代表著歧視，也隱喻著一種道德的指向：在公眾的認知中，艾滋病往往與生活不檢相關聯，它們就是骯臟、混亂、糜爛生活的代名詞，被貼上了深度貶義的道德標簽。如此之下，本身就對艾滋病防治缺乏科學知識的公眾尤生恐懼，剩下的人，也似乎為自己避而遠之找到了貌似正當的理由與借口———社會孤立，學校、就業單位對艾滋病患者悄然關上了大門，在一些社會化的語境中，艾滋病患者正在成為被刻意遺忘的一群人。

　　給艾滋病附加上太多的道德含義，只能讓它的防治陷入相對的困境之中。一些患者不敢去醫治，衍生絕望感，遲滯了艾滋病的防治，讓艾滋病毒的傳播處于失控的狀態；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因此產生報復心理，與暴力、色情等等不法行為繼續糾葛不清，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更大的危害在于：數據的缺失和疫病形勢的失真，很有可能誤導公共決策，讓它難以完全客觀和真實。對于整體性的艾滋病防治而言，這也是不容忽視的遺憾與風險。

　　不得不承認，即便到今天，艾滋病還是世界上無法治愈的疾病之一，不過，它并非某種道德敗壞的副生品。長達30年的世界艾滋病防治經驗告訴我們，艾滋病更多是與貧困伴生，極端貧困的地區往往艾滋病高發。從這個角度而言，較之艾滋病，整個社會與公眾心態真正需要的，不是歧視與拋棄，而更在于思考與改變這些：如何在社會的發展中，去消弭艾滋病的發病土壤？如何構建起公共的、現代的醫療體系，去切實預防、減少艾滋病的染患幾率？如何營造出科學的、健康的社會氛圍，去為艾滋病患者心理解壓，助力他們走出心理陰霾？

　　顯然，將艾滋病從犯罪感和恥辱感的隱喻中剝離出來，意義非同尋常。歷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傳主題，同樣表示出類似訴求：剝離艾滋病的道德隱喻仍是其防治之重，這一點應被全社會所關注。（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