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戒“恩將仇報”方能救贖“見義勇為”
《深圳經濟特區助人行為保護條例(草案)》近日將提交深圳市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初審，其提出“誰主張，誰舉證”，為好心救人者“保駕護航”的立法思路在公示時就受到了各界矚目。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表示，為了弘揚助人為樂的美德，保護救助人的合法權益，遏制恩將仇報的道德滑坡現象發生，制定該條例十分必要(2月25日《廣州日報》)。
“老人跌倒了，千萬別去扶”，曾經是頗為流行的社會怪象。究其原因，不只緣于部分國人的良知泯滅和道德滑坡，也有被救助者恩將仇報、反咬一口的致命打壓。“好心沒好報”成為見義勇為者最現實的心有余悸。《深圳經濟特區助人行為保護條例(草案)》提出“誰主張，誰舉證”和“救助者無過錯推定”等立法原則，無疑是對恩將仇報行為的司法限制，自然也是對見義勇為者的保駕護航。
在現實生活中，救助人可能遭遇的“恩將仇報”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被救助人將其遇到的險情歸咎于救助人的不當行為，要求救助人承擔侵權責任;二是被救助人指責救助人實施救助行為失當，加重了被救助人的傷害或造成救助不成功的后果，要求救助人承擔救助不當的賠償責任。但由于救助行為的事發突然和難以取證，救助人常常面臨有苦難言、有理難辯的尷尬窘境，而面對各執一詞、難以厘清的“糊涂案”，司法部門往往基于同情傷者和息事寧人的“和事”考量，不分青紅皂白地作出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裁決。豈知這種模糊責任的妄下結論，勢必導致救助者寒心、反誣者竊喜、向善者止步的負面效應。
應該說，在沒有錄像監控和他人目擊的情況下，一對一的施救行為的確難覓證據、難辨真偽。但按照人們的思維常理，如果不是囿于難以逃脫，真正不負責任的肇事者往往會選擇在第一時間逃逸，鮮有以攻為守、佯裝救助的“陰謀論”者。對救助者作“無過錯”推定，就是首先把救助行為置于“善意”的基本預期，這不僅契合人們救助無理由、扶危無商量的性善本能，也有利于見義勇為、樂善好施的正能量傳播。而戳穿佯裝救助的“陰謀論”，則需要被救助者的證據指控。從這個意義上說，“誰主張，誰舉證”的認定原則，符合實事求是、公平公正的理事原則，更有助于對積極向善風尚的助推與引領。
當然，力挺見義勇為，遏制恩將仇報還有賴于見證者的仗義執言。事實上，很多時候的救助爭議并不乏圍觀者，但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保考量，人們并不情愿出面作證。證據難覓不僅嚴重制約了司法部門的公正辦案，也不利于對見義勇為者的排憂解難，更無助于對恩將仇報的打壓懲戒。從伸張正義、懲惡揚善的角度解讀，“鼓勵作證”和“好人免責”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制意義和導向作用。恩將仇報惡行心存忌憚之時，便是見義勇為救贖暢行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