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離不開財政制度的現代化。全會公報也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并兩次提出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這一重要命題。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點明了目前的財稅體制中還存在許多無法與社會、經濟發展適應的陳舊弊端。實際上，這些弊端也早已顯露。比如，由于預算體制不夠科學化專業化，導致國家財政資源的部分錯配，一些吃得過飽的部門單位，為了保持下一財年的財政額度，一到年底就突擊花錢，不僅助長了奢靡之風，制造了尋租黑洞，還使政府公信力受損；又如，稅收不能完全體現公平稅負和調節貧富的功能，中間群體、中小微企業稅負過高，而富裕群體和個別行業稅負過輕，導致群體與群體之間、行業與行業之間收入差別過大，中小微企業與大型企業無法真正實現“國民待遇”的平等；再如，地方事權和財權的不統一，刺激了一些地方政府征收“過頭稅”和亂收費的沖動，打亂了宏觀調控應有的一致性。

　　這些問題都曾引起決策層的高度重視，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但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制度層面尋找弊病源頭，否則，抑制經濟增長和激發社會矛盾的因素就無法剔除。

　　三中全會報告對于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有較為詳盡的論述，即“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這也為今后將要實施的具體改革措施指出了方向。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需要通過預算編制和審議的專業化，以及三公消費的透明化，為公共財政的善用提供機制保障。可以預期，預算編制的改革將隨之而來，而三公消費也有望得到更剛性的約束。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需要盡快實現地方事權和財權的統一。從財政角度而言，這就要求一方面改革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提高其效率，另一方面，需要培養地方穩定可靠的稅源，以此調整其施政慣性，克服重視財政稅費來源不重視民生需求，重視短期效益不重視長遠利益的弊端，實現與中央調控的進一步協調。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需要降低總體稅負水平，以此營造出普遍的創業創新氛圍，增強社會的普遍活力。當然，稅制的改革，并非稅負的全部下降，而是通過有升有降，達到總體稅負的優化。

　　可以期待，預算制度和稅收制度的改革，很快就會啟動。改革不是“拔雞毛”，而是讓央地政府間、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財政關系更加通暢。隨著改革的深入，經濟和社會都將得到更多的養育，而公平與正義也將獲得更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兌現機會。（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