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集體協商，不是靠政府罰款推動，不是靠行政命令強迫，而是要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

　　《河南省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草案）》正進行審議。其中規定，無正當理由始終以唯一方案或者立場排斥對方合理意見和主張的，情節嚴重的，勞動部門可對該企業處以最高兩萬元的罰款，對企業負責人處以最高一萬元罰款。此一“不加薪就罰款”的條款受到網絡熱議。

　　河南以地方立法的方式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當然是一種積極作為；只不過，指望用罰款來推動企業給員工加薪，未免過于高估了行政罰款的效力，卻過于低估了市場機制的作用。

　　企業拒絕加薪是否“無正當理由”，員工要求加薪是否“合理意見和主張”，不應該由勞動行政部門來做裁判。因為，如果企業工資真的嚴重低于市場平均水平，員工肯定不會干；反過來，如果企業本身利潤微薄卻被政府強制要求加薪，也只能關門大吉。需要勞動行政部門管好的，是最低工資標準的嚴格落實，而不是對企業工資水平是否合理做出武斷的判斷。

　　別說對企業最多兩萬元、對老板最多一萬元的罰款，根本無法震懾“無良老板”；政府“勒令”企業漲工資，本身就是對企業自主經營權的非法干預。這些年，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的不斷上漲，讓一些地方誤認為是自己發布“企業工資增長指導線”（主要是規定不得低于多少，少數也規定不得高于多少）的功勞；殊不知，這是并且只能是由市場決定的。

　　如果企業經營原因導致資金被占用，如果勞動力嚴重過剩，政府一紙文件真能讓企業漲工資嗎？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如果勞動行政部門足以判定企業工資是否合理，并能以罰款方式強制要求企業漲工資，那還要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干什么？勞動行政部門全權決定不就可以了嗎？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至少出現了三次，作用也由“基礎性”提升為“決定性”。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就要尊重市場的規律，尊重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地方政府不應隨意將“看得見的手”伸進企業內部，“不加薪就罰款”的家長式管理要不得。

　　真正意義上的工資集體協商，不是靠政府罰款推動，不是靠行政命令強迫，而是要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改變單個勞動者在工資談判中的弱勢地位。在最低工資標準之上，企業該不該加薪，工資水平多少合適，不是政府部門能夠管好的事情；過度干預不僅會侵犯企業權利，讓經營困難的企業雪上加霜，也不利于促進就業，好心反而辦壞事。對政府部門而言，“不加薪就罰款”肯定是操錯了“薪”。（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