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民主法治觀念的深入人心及法治建設的不斷推進，民眾對于社會事務的參與和知情的愿望越來越強烈，社會輿論也紛紛呼吁我國應當適時推進司法公開制度。為回應這一訴求，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征詢民意的基礎上，發布了《關于司法公開的六項規定》。本次,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決定》進一步要求，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錄制并保留全程庭審資料。可見，《決定》對“司法公開”的重申，不僅是將“檢務公開”納入了司法公開的范疇，同時也充分體現出中央對深入司法改革的決心。

　　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首次明確提出 “審判公開”的理念，并對其作出精辟論述：審判應當公開，犯罪的證據應當公開，以便使輿論能夠約束權力和欲望。在這一思想的指引下，推行司法公開已成為世界各國推動司法建設、推行司法民主的重要舉措。

　　然而，司法公開也需辯證看待。貫徹落實司法公開制度對于推動法治建設固然有著重大意義，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該制度在運行中所產生的弊端。因此，我們需正確處理這些矛盾，使司法公開制度既能實現其應有的價值，也可以削減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消極作用。

　　首先，我們要處理好司法公開與隱私權保護的關系。根據我國現有法律的規定，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屬于審判公開的例外。毫無疑問，司法公開制度的實施會與個人隱私權的保護在某種程度上發生沖突。通常認為，個人隱私權是人格尊嚴權，是一種自我決定、管理私人事務的權利。目前，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的人格權，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較為一致的認同。1966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規定：“刑事審判應該公開進行，但為了保護個人隱私，可以不公開審判。”因此，在司法改革的進程中，我們不能因為推行司法公開制度，而忽視了對隱私權的保護，將法律對于“公開”的限制隨意放開。同時，對于那些公開審判的案件，也要與訴訟當事人做好充分溝通，在當事人不愿意公開的環節中，要采取相關措施、采用相關技術提供“掩護”，以切實保障當事人的隱私權。

　　其次，我們要處理好司法公開與社會輿論的關系。近年來，在一些敏感案件或者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案件中，其審判結果往往會受到當時社會輿論的影響。例如，2008年的許霆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這些案件中，司法似乎成為社會輿論可以任意操縱的玩偶，司法審判的獨立性也因此大打折扣。我們看到，司法公開在使廣大民眾深入了解司法進程的同時，也會使社會輿論對司法審判造成更多的干擾。社會媒體的報道原本是對司法公正的有力監督。然而，時下很多社會媒體的介入卻使公訴人員、審判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如臨大敵”，陷入了“法律”與“民意”難以抉擇的境地。在這種辦案環境下，很難期待案件能夠得到公正審判。值得借鑒的是，美國對于社會輿論介入司法，采取了許多限制措施。例如，在審理案件期間，隔斷陪審團成員與外界的聯系，甚至禁止其看報、看電視。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審理過程中，當時的陪審團成員“與世隔絕”長達九個月。這一系列舉措，就是為了使審判過程能夠免受外界的干擾，體現司法的獨立性。美國法學家亨利·朱斯認為：“法官做出判決的瞬間，被別的觀點，或是被任何的外部權勢或壓力控制或影響，法官就不復存在了。法官必須擺脫脅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響，否則他們就不再是法官了。”因此，在司法公開的過程中，面對“洶涌而來”的社會輿論，我們必須主動疏導；對于媒體的歪曲報導，也要及時做出合適的回應，以此來保障司法的獨立性，使社會輿論不再成為干擾司法的因素，而真正起到其應有的監督作用。

　　毋庸置疑，司法公開制度的實施，可以為社會貢獻很多“正能量”。然而，我們在實行司法公開制度、維護司法公正的同時，也要高度重視這一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所產生的各類問題，使該制度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削減其固有缺陷所產生的消極作用。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現有的司法公開制度范圍有限，主要包括：立案公開、庭審公開、執行公開、聽證公開、文書公開和審務公開這六個環節。這和《決定》中提出的審判、檢務公開還存在一定的距離。所以，我們要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積極探索，不斷尋求制度創新，建立起一套能夠覆蓋公訴和審判過程的 “全面公開”制度。同時，也要引入相關電子技術，為司法公開制度的實施提供便利；還要完善好司法公開的救濟制度，為司法公開制度的有效落實提供保障。（作者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