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輕的爸爸媽媽們很糾結。“看了那些關于‘問題疫苗’的報道，都不知道還該不該帶孩子去打疫苗。”到底是疫苗的問題還是偶合反應，最終需要權威部門的調查認定。可是，對于擁有年幼孩子的家庭來說，打疫苗就好比一張上了發條的時間表。去還是不去，糾結得再痛苦，幾次三番，到了某個時間點，家長就必須得作決定。“打還是不打”，成了需要拿出勇氣和智慧來決斷的問題。

　　在那些受過最起碼的科普教育的爸媽們眼中，疫苗事關的，可不只是一時一地會不會引起不良反應的問題。“有了不良反應，是不是意味著我的孩子在體質上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在照顧孩子的問題上，我們會不會還有沒注意到的地方？”這些追問告訴我們，不少家長并非不理性的“熱鍋上的螞蟻”，更沒有一味依賴于醫學的權威，而將對疫苗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全部推給社會。相反，在“問題疫苗”這個其實需要更多專業意見的話題上，他們比任何人都嚴肅認真不含糊。他們的希望和頂真在于，要對孩子的未來負責。

　　那么，如何讓疫苗不再是家長的困擾、社會的隱憂？恐怕唯有確立“零容忍”的底線。

　　這里的“零容忍”，并非容不得醫學或科學研究上的任何不良反應或小概率事件，那是珍貴的問題樣本，是現代醫學和科學得以進步的基石。

　　也并非容不得任何需要時間去等候的醫學科學發現。事實上，現代醫學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可將不良反應帶來的負面影響局限到較小范圍的措施。比如，提醒公眾接受疫苗后有哪幾個關鍵時間節點需要跟蹤觀察、可能出現哪些不良反應、如何處理，等等。

　　當然，更并非容不得公眾對醫學的認知還有待改進。比如，有多少家長真正了解“觀察期”的重要性，愿意在醫院等候那30分鐘？所以，“問題疫苗”的產生對“用藥安全”、“接種安全”都是一次很好的告知和提醒。

　　但是，有些問題不該被容忍。在問題發生前，相關藥企、醫療信息發布者、醫藥服務推廣者，對接種疫苗的好處大書特書，對不良反應、禁忌和注意事項則輕描淡寫，施治者、接種服務提供者對需求方不盡提醒、告知之責；在問題發生后，相關責任方的責權界定不清，互相推諉或將責任推給所謂“科學經驗的有限性”、“不良反應數據收集困難、時間成本高昂”；在問題善后處理上，醫療服務相關方存在僥幸心理，輕視對問題樣本的收集和跟蹤關注，對暫時可能還沒有暴露出來的問題缺乏警惕之心。

　　誠然，沒有一種藥品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零風險，療法亦然。由此，我們不能對任何一項醫療技術上的新成果作“有罪推定”，但至少要有一套科學嚴謹、責權分明的問題勘察機制，既讓我們對所謂“學問”存疑、不迷信、不盲從，也讓我們在問題發生時能及時發現、有效應對，讓某些次生問題如醫療腐敗找不到得以滋生的空間。

　　或許，下面這個事例可以提供一些啟示。6.5萬份不良反應病例、15161份死亡病例，這些原本應該及時上報監管部門的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卻在全球知名藥企羅氏公司被封存了15年。此事一經披露，全球輿論嘩然，國內公眾也坐不住了：以往一直被我們奉為標桿的、以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為代表的藥品安全監管體系還可以信賴么？

　　此后，歐美等發達國家對該事件的反應，倒是對我們可以有些啟發：一方面，他們承認自身藥品不良反應報告機制、事后追究機制仍有改進空間；另一方面，他們仍然強調不能因為一些錯誤行為的發生，就否定整個制度的合理性和改進空間，但對此事的后續進展必須予以密切關注。

　　他們思考整件事的底線是：用藥安全問題事關千家萬戶的福祉，問題可能暫時無法杜絕，但對待已經發生的問題必須“零容忍”。

　　醫療關乎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這件事上，對任何差錯的“零容忍”應該是一條重要的倫理原則。只有如此，才能消除僥幸心理，也才能避免懈怠疏忽，從而筑牢生命安全的防線。（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