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依法治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就是一種最根本的公共精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現代國家來說，公民的公共精神無疑是國家治理能力中最為能動的要素，需要得到依法培育、保護和發(fā)揮。

　　所謂公共精神，是指個體以作為社會成員的公民立場來參與國家治理的決策、實施和監(jiān)督的過程，釋放自身應有的正能量。換言之，公共精神是一種公民美德，是公民對于公共事務的責任意識在思想和行為上的具體體現，它的作用空間應該是整個公共事務領域。

　　現代國家治理是一種系統治理，公共精神是這一體系良性運行的“潤滑劑”。我國是在加強黨委領導、發(fā)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前提下，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jié)，以及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其中，公民的公共精神不僅能夠激發(fā)社會調節(jié)、居民自治的積極性和活力，也能夠節(jié)約政府治理的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維持和強化治理效果。如果缺乏基本的公共精神，人人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個體之間相互推脫責任，居民自治就會越界，市場調節(jié)就會失靈，社會調節(jié)就會失序，政府治理就會失效。

　　公共精神對危機治理至關重要。古希臘梭倫改革時，頒布了一個奇怪的法令，要求：當城邦陷于危機的時候，任何公民不得置身事外，必須參加到多方爭論中的某一方，并努力推動他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案。這一法令的考慮是：當國家處于危難時，有智慧的人往往傾向于置身事外、明哲保身，所以必須讓他們參與其中一方來貢獻自己的智慧，為國家選擇一種光明的前途，這是公民不可推卸的公共責任。無獨有偶，孔子也論述過公民的公共責任。他認為，一個有智慧、有能力、有途徑盡自己一份力量的公民，卻不愿意以行動為國家治理分憂，就像是“懷其寶而迷其邦”，違背了儒家“仁”的要義。后來所謂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講的就是這個道理。2008年汶川地震發(fā)生后，全國各個地區(qū)、各個行業(yè)、各種組織的志愿者都自發(fā)地紛紛來到四川，以各種力所能及的方式進行救災，就是公共精神激發(fā)出的巨大力量。

　　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公共精神。在國內，公共場合抽煙現象仍然比較普遍，在車站、飯店、醫(yī)院，甚至是學校，經常可以看到有人抽煙。盡管這些場所一般都標有“禁止吸煙”的提示，但很多人還是選擇性忽略。周邊的人也都知道吸二手煙的危害，但對他人吸煙一般保持沉默，不好意思勸阻。培育公共精神首先要喚醒自身的責任，從自己做起，發(fā)揮好每一個公民的作用，“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其次，是要創(chuàng)造一個引導人人履行自身責任的社會環(huán)境。

　　公共精神的培育，最重要的就是法治的保障與呵護。一方面，堅持依法治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這是一種最根本的公共精神。對公民如此，對社會也如此，對政府更是如此。因為，法律是公共利益的載體，是公共責任的依據。另一方面，法律在倡導、鼓勵和保護公共精神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對有違公共精神的行為按名責實，將其法律責任落在實處。惟其如此，政府官員才會把夙夜在公、憂國奉公作為最基本的公共精神，普通公民才會踐行奉公守法、克己為公的公共精神，全社會才會形成天下為公、和衷共濟的公共精神。（韓春暉/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