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2013年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近六成受訪者曾被父母“逼婚”，“80后”是遭遇父母逼婚的主要群體。超四成的父母選擇“唐僧模式”，即不斷地言語催促；近兩成的父母喜歡“發動群眾”，用親朋群體施壓；還有的父母直接趕鴨上架，強行安排相親約會。（1月21日《南方都市報》）

　　一提到父母，許多人都會聯想到“可憐天下父母心”。從情感上看，“父母心”體現了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愛；從道德上講，“父母心”處于一種特定的道德壓力之下。在中國特有的人格建構模式中，子女只要沒有成家立業就始終不算成人，父母有權利也有義務管教和督促。當傳統的婚戀文化和現代的焦慮心態相結合，“中國式逼婚”的火焰便越燒越旺。

　　父母與子女在生活經歷、教育背景、價值觀念上存在著鮮明的代溝，兩代人有各自的怕與愛。然而，在子女婚戀這個問題上，兩代人的怕與愛奇妙地糾纏、融合在一起。子女覺得父母太過市儈和現實，父母則認為子女太強調感覺和緣分，生活方式的代際差異，擇偶標準和婚戀觀念的摩擦與碰撞，導致“中國式逼婚”愈演愈烈。

　　為什么明知婚事要由子女決定，父母卻不厭其煩地催婚乃至逼婚？基于先例的慣性聯想也好，基于預防的未雨綢繆也罷，當松弛的情感關系與焦慮的社會心態交織在一起，張愛玲那句“出名要趁早”，變成父母們“結婚要趁早”的忠告。焦慮的父母們，以愛之名，不斷鞭策子女在擇偶的道路上絕塵狼奔。

　　當“中國式催婚”成為一種結構性壓力，不堪重負的子女被動地選擇“破解之道”。不論是閨蜜扮“戀人”寬慰父母心，還是躲“逼婚”干脆不回家，抑或是租賃男女朋友回家，春節原本是合家團圓的美好時刻，卻嬗變為子女與父母鉤心斗角的舞臺，這樣的無奈和艱辛，讓人唏噓不已。

　　事實上，“中國式逼婚”更是當下青年人婚戀困境的縮影。每一個“剩男剩女”的背后，都有著錯綜復雜的利益考量和情感糾葛。當擇偶偏好與經濟條件、社會關系、教育背景等社會資本勾連在一起，“門當戶對”的階層內婚姻也好，“女性往上找，男性往下找”的梯度效應也罷，年輕人并不是不愿意成家立業，而是現實的窘迫與無力，讓他們缺乏“想愛就愛”的自信與從容。

　　子女們固然要擯棄好高騖遠的婚戀觀，父母們也要尊重子女婚戀的獨立自主權利，對子女的生存境遇給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當然，一個充滿希望和活力的社會，應該讓青年人擁有更多“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機會。只有多方合力，“中國式逼婚”才會逐漸消減。（楊朝清）